■胡珉琦

4月20日，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旗下《肿瘤生物学》期刊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作者，撤稿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一事件无疑成了近期国内学术圈热议的焦点。

评审人造假和论文造假的确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前者涉及程序，后者涉及研究内容。但要说两者全无关联，恐怕并不妥当。程序合规是保证内容真实的一道保险锁，如果在程序上公然违规，不但有失公平，也是给质疑内容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因此，在107篇被撤回的文章中，是否也存在内容造假，需要调查，而不是简单地撇清界限。再者，无论是评审人造假还是论文造假都是学术诚信丧失的表现，本质并无差别。

事件发生以后，关于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是否该为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引起了圈内人士的激烈争论。

有学者发现，《肿瘤生物学》尤其在2013年到2014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从不到500篇，突然增加到了1600多篇。因此，质疑杂志在迅速扩大规模的同时，牺牲了编辑工作的质量。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不是促使107篇论文评审人造假的原因，它与国内学术失信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

实际上，由作者推荐审稿人是一种惯例。期刊可以选择是否采用这个审稿人，也可以采用自己的审稿人。但无论期刊如何选择，它所接受的前提是，投稿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信息。最根本的是，学术界本身就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诚信丧失会让学术的存在失去一切价值。因此，所有期刊的审核制度都不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

如果期刊编辑失去对投稿者的信任，花费大量的时间对作者提供的基本信息都进行逐一核对，会大大降低效率。这种由于信任被破坏，程序运作成本的提升以及因此带来的不便，最终影响的还是作者本人，甚至是学术圈里的每一个人。

在此之前，有舆论抱怨国外学术期刊对中国的论文格外“关照”，甚至草木皆兵，是对国内学术的偏见。可今日，暗示期刊编辑应更严格地审核来自国内的投稿，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诚信并不完全是道德范畴的问题，严格的学术制度和健康的环境会对行为本身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相反，评价制度不合理，使得论文与切身利益相关，这样的制度化缺陷足以成为不端行为的导火索。其次，对这些行为调查和处理程度不够，同样拉低了一个国家的科学诚信表现。

因此，在彻底透支信任之前，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只能追求更高的自律性，用有限的力量影响环境，而对制度回归理性的要求和建议，则是管理者需要付之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