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喜平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3/3 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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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争


 



 

 

2月25日晚,围绕“阴阳五行应该写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么”,一场争论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展开。(见本报3月1日报道《阴阳五行该不该纳入科学素质基准?—— 一场由“对撕”引发的科普“狂欢”》)

事情起源于2016年4月科技部、中宣部印发的《基准》。《基准》涵盖了中国公民需要具有的科学精神、掌握或了解的知识、具备的能力,其中明确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作为其132个基准点之一。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自《基准》一出,便与另外七位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抨击《基准》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内容纳入其中“不科学”。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小淳却支持其纳入《基准》。

由此,就有了这场面对面的交锋。

事实上,历史上国内外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少见。近百年前,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该演讲词初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身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阅后,质问“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于是撰写《玄学与科学》(完稿于1923年4月12日)一文,刊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期,痛责自己的挚友张君劢被“玄学鬼”附了身。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论战继续深入,1923年5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进而,到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论争直到1924年岁末基本结束,历时近两年之久。

作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在国内多次出版,有辽宁教育出版社、黄山书社等各种版本。

今年1月,江南大学副教授连冬花撰写的《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者对论战的意义作了新的挖掘,着力论述论战后期,即唯物史观派参战后对论战的影响和意义。

另一场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论战同样激烈,且影响深远。1996年5月,“索卡尔事件”出现后,在全球学术界爆发了一场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众多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纷纷投入保卫科学、保卫理性的斗争之中。而后现代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这场科学与人文的大冲突,被称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的、影响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必将会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收集了有关这场论战主要论文,作者大都是这场论战的主角,论文也主要是由作者自己推荐的。

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两种文化”,国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都出版过《两种文化》。斯诺认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如果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继续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就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为此他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

当然论战正是一种交流,也是两种文化合作的良好表现。(喜平)

《中国科学报》 (2017-03-03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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