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锋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7/2/3 9: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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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大师生调研乡风民俗:人情债 真想减下来

 

新春佳节,万家盼团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雷望红的姨妈,却不“敢”回老家,而是“躲”在打工地福建过年。再三追问才明白,“春节回家至少要送出1万元礼金,不回来是怕送人情。”

在中部农村,这种“乡村人情故事”并不稀奇。这个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团队的师生们,共同聚焦了一个现象:农民送人情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希望政府引导、乡村自治,走出变味的人情泥潭,营造健康的乡里人情。

人情之重成为困扰

春节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礼

“我们多次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不止一次听到农民说,中央八项规定好,农村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规定,引导人情往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对八项规定的高度认可,也同时表达了改变人情现状的迫切心情。”春节前后,该中心副研究员桂华,博士生刘成良、雷望红等人回家、调研,获得大量数据、案例。

送人情集中在春节前后。有个山区贫困县30多万人,2015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近6万人。春节前后一个多月,一些村组几乎每天都有人请客。按当地风俗,一户办事,同一村民组的都会去贺喜。许多农户隔三差五赶场子、送人情,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

请客的名目多了,办酒席的规矩也渐渐乱套。在湖北中部一个县,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给自己办了七十大寿。最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一些地方办丧事,安葬老人不再是主要任务,办酒席、收人情成了重头戏。

结婚宴席也在变,过去只有初婚才大办酒席,现在很多再婚夫妇照样大宴宾客,一些村民认为有滥办敛财之嫌。成大叔有一儿一女,儿子结了两次婚,女儿也结了两次,都办了酒席。有村民就咬着牙说:“去他家吃喜酒都吃了4次,他要是离婚再结婚,绝对不去了!”

礼金标准逐年上涨。在有的地方,目前“行情”是,一般农户每次送出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姑舅姨等近亲送1000至5000元不等。几个农户的人情账单显示:2010年前后仅50元,现在100元“送不出手”。近亲的礼金涨得更凶,一般千元起步。

此外,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农民认为,酒席规模大小反映“朋友圈”的大小和人缘好坏,为了面子千方百计扩大人情范围。一个包工头去年办酒席,四处请客,共收礼金60多万元,还有人一次就收了90多万元,而这些人情故事却很快成为“有面子”的“美谈”。

变味人情没有赢家

硬着头皮办,不办亏更大

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农户感觉快被“掏空”了。

大体上,一个普通农户的人情“朋友圈”约200户,每户五六年办一次酒席比较普遍。按这个节奏,平均每户每年要送30多次礼金,人情开支一万到两万元,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在两万多元。农民家庭收入约三成用于人情消费,有的家庭占到一半。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贫困户、低保户每年人情开支都达到5000多元。粗略一算,不少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了贫困线标准的人均年收入。一些农民说:村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情负担太重,有农户表示:“应付人情都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钱来搞项目增收!”

办酒席要花钱,长远看没有“赢家”。办酒收礼,再还礼,再办酒……在湖北一个贫困县农村,办一桌酒席加上烟酒,共需300多元;一般有200户送人情,酒席成本大概两万元,收礼金约5万元,办一场能赚3万多元。农民都清楚,赚的钱总是要“还”的,办酒席最终还是亏的,但不办酒席亏的更多。最终陷入怪圈:人人争着办,不办亏更大,再不情愿,硬着头皮也得办。

有个农户过去办酒席,朋友送了礼金。后来这个朋友也办酒席,这个农户感觉吃不消,没去喝酒,也没还礼。结果,对方直接上门,把过去送的钱要了回去,闹得很不愉快。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还人情的时候还要加钱,以显得“更加厚道”。只要沾亲带故,这次收500元,下次要还1000元,再下次变成1500元,像滚雪球一样玩起“人情+”。亲戚间一次送一两万元的,大有人在。互相攀比,水涨船高,加重人情负担。

清爽乡风期待共建

政府引导、乡村自治、村民自觉

人情这么重,不“赶”行不行?

“在农村,人情比吃饭都重要。饿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关系不维持,会被人看不起,今后在村里没法做人。”

2016年6月,雷望红老家的群众中忽然热传一个消息,据说乡政府正在酝酿出台“限酒令”,规定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十岁),7月1日实施。

这一消息传开,许多村民拍手叫好。谁料,没过几天形势急转。当时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消息后,纷纷赶在7月1日前为子女办升学宴。有的孩子才上高一,也提前办了升学酒。到了7月1日,传闻中的“限酒令”并未出台。

对一些酒席的规范,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春节前,贵州凯里市出台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试行办法,引发热议。

清爽乡风,除了乡亲们期待的政府引导,也要鼓励乡村自治,激发村民自觉,对此,多地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重点,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

以山东为例,截至去年10月,全省就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6万个。红白理事会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人士组成,按照统一标准、流程和仪式,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

雷望红试探着问过妈妈,村里要有红白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老百姓会支持吗?妈妈毫不犹豫地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都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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