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后一个月的某一天，深圳福田保税区驶出4辆公交大巴，在全程1.2公里的线路上试跑。这些被称作alphaba（阿尔法巴）的公交车速度不快，沿途也不需要停靠很多站，却被惊叹为公共交通领域的革命之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是无人驾驶车，并且首次在国内的开放路况下行驶。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公交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上，司机将不复存在。

阿尔法巴“战胜”公交司机，就像阿尔法狗屡败人类棋手、机器人渐次替代产业工人一样，是科技进步与时代发展的结果，让人百感交集。与其说是科技“取代”了人类，毋宁说是人类解放自我、追求自由幸福的又一次胜利。

为了解放自我、放飞自我，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探索、自我更革。作为近代科学端绪的牛顿力学的诞生，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开创了人类利用热能和动力机械的时代。自此之后，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手机的出现，密切了我们的时空距离以及社会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物学的发展缓解了粮食危机，生命科学的进步拉长了生命周期。VR、AI技术对于复杂世界的构建，使我们能够在现实与虚拟、物质与精神之间更自由地切换、徜徉。

可以看出，对于发端于人类社会持续的共同的需求，科学总能够想方设法予以实现。它虽然不能保证满足每个人的每个愿望，却能够以某种形式实现人们的大部分愿望，帮助人们获得不同程度的束缚的挣脱、自由的跃升。

一个社会的美好，常常指征社会中人们生活的自由度，包括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自由迁徙与居住，选择和拒绝各种社会活动的自由，以及依托制度、法制、伦理等所构建的安全感。就像当下的中国，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构成最主要的社会矛盾，需要借助动力机制的调整，实现更高质量、更富有成效的发展一样。挣脱苟且，奔向诗与远方，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憧憬。从个体到组织，从地方到企业，从经济、生态到国家、社会，无不汇入这项宏大的工程、努力实现一次伟大的嬗变。同时，从物质满足到权利、公平以及精神、文化的富足，每个个体对于自我完善的需求及社会所具备的条件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地区、企业、个体之间的不平衡，是发展总量、程度与态势的不充分，是科技教育总体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不协调，同时也是人的生活质量、尊严和内在价值等实质自由的不匹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同时给予改变上述一切的契机。

社会层面，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解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把关键钥匙。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需要更多更好的这样的钥匙。个体层面，虽然不同程度的自由受制于具体的时空条件，非理性的欲望也常伴左右，但科学理性的协助、启导至关重要。如果说科学探索没有止境，那么对于自由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

具体的自由往往和个人需要的程度与所付出的代价成比率。而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只有科学技术产生新的突破，才会更真切地诞生新的现实的自由。科技进步不必然带来政治开明、社会清朗、人民阜康，但它是促成这一切的有效催化剂之一，也是浇筑上层建筑基础的缺一不可的材料。

对于这种社会层面的自由，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与民族，或许都有不同的选择和实现路径。然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耾耾雷声、回穴错忤，以创新为司南，以科技为锁钥，已成为现时代的主题和必然选择。

科技和创新堪称这个时代最大的普惠。它们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向世界分享着中国经验。人民的获得感、民族的自豪感，这些基础性情感从何而来，何以延绵不绝，不正来源于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开拓与进取、除旧与布新！对于每个时代主要矛盾的催破，也必然带来一个人类自我解放的崭新境界。

一元复始，四序更新。擘画了新时代蓝图的中国，矢志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生逢其时的科技工作者们，将以怎样的姿态投身于时代潮流？

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2010年2月，归国不久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遇到一个国家“863”项目找他做技术牵头人。这个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研究，于他而言几乎没有酬劳，也分不到一个课题，而且要投入很多精力与时间，责任重大更是不言而喻。

“我愿意做。”黄大年却爽快答应。没什么好说的，只要国家需要。一个片段，尽显赤子之心。

为了FAST（“天眼”）立项，南仁东有段时间都在忙着跑会，能参加的会绝不错过，就为了向更多人推介这个大望远镜项目。后来FAST获得立项，他又为了筹钱而四处“化缘”。“我这个书生从来没有求过别人，可现在要争这口气，只能豁出去了”。放下面子，请托求人，“天眼之父”可以说是跨过了精神与人格上一个艰难的障碍，这道屏障甚至不亚于他在西南大山里冒险寻勘所遇到的挑战。

做人做事，能自己做的尽量不麻烦他人，这是一种基本修养，也是一项极高的标准。尽己为人、推己及人，南仁东的“将心比心”，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是一种跟思想桎梏相对立的自由意志。

钱学森、周培源、叶笃正、钱三强、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怀揣赤子之心，冲破艰难险阻，回国报效祖国。心存猛志，素怀豪情。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做割舍，在学术与情怀之间做抉择，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做权衡，人生最难处不过如此。

抛开官方思想与民间趣味在这些人物宣传与审美上存在的差异，我们仍然不难体会他们独有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把学术追求的自由与家国情怀的实现几近纯粹地融合在一起，以学术自由为安身之基，以报效国家为立命之本。他们不是于德于艺毫无瑕疵，而是总能在身逢巨变的时代，选择了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人生取向。

人生看似飞鸿踏雪，充满了偶然性，然而并不是无迹可寻。每个人的人生都无法阻挡时代的民族的共有价值与精神追求的导引，无法抗拒这些文化聚合力的左右。

知识就是力量，对“有用的”知识而言，这力量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知识也是智慧，对“无用的”知识来说，它们提供的则是心灵途径的自由。科学与文艺所构成的文化聚合，恰恰是起到这种熏陶和牵引作用的“万有引力”。其中，科学虽然不是充实人生的一个全圆，却是这个全圆的一个重要弧面。当科学开创了一种自由后，科学理性的作用便可使这种自由进一步扩大。

爱因斯坦曾专门讨论过自由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

现代化、世界、未来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是我们时代的文化聚合。尤其是科学理性所孕育的科学文化，是达致我们挣脱羁绊束缚的一艘渡船，是帮助我们消解蒙昧盲从或者精致利己的一剂药方。国家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对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是对人民自由的缔造与赋权、兑现与守护。

当下，中国社会整体对于科学与技术的认知，仍在经历着对阵与冲突：分歧普遍存在着，模棱两可的“科学”充斥着，科学文化被世俗生活所排斥着，一如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力覆盖与现代社会发展存在着悖异一样。科学的公信力容易被纵容的权力和资本所消磨，科学的亲和力因急功近利而减弱。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本世纪以来反科学思潮在东方的死灰复燃。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于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也因为它的过犹不及而对科学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它对于观念、认知的混淆尤为明显，贻祸无穷。

现时代，我们的任务恰恰在于找回科学的亲和力并重新定位科学与社会、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让科学离社会运转更紧密一些，让科学与个人生活更热络一些，让科学文化更强烈一些，让科学理性更深远一些。

科学理性是科学的怀疑、独立的思考，它虽然不能替代一切，但至少是其他理性的基础。不屈志于人，不人云亦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只有个体理性的张扬以及个体不断完善自我，努力向理想中的“我”靠近，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兼顾其余。

年终岁晚，170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共产党宣言》修订成稿的最后阶段。“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宣言所宣示的“整个世界”，既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与开拓的解放，也包括对社会以及我们自身认识与开拓的解放。抵达这个“自由世界”，将是一条漫漫长路

12月11日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106岁诞辰。70年前的1947年，刚刚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的钱学森，得到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可能是成为一校之长。为了考察，他去国10年后第一次归国。

在一次高校的演讲中，他用诺奖得主哈罗德·尤里的一句话做结尾：“我们要消灭众生的困苦和匮乏，带给他们愉悦和美丽。”这时候，对于追随导师醉心学术还是回到父亲身边尽孝，永久留在美国还是将所学回馈给祖国，在钱学森这里仍然是一个心茧。

“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8年后9月的一天，钱学森和家人终于登上归国的邮轮。面对码头上的记者，钱学森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他还回怼了记者关于他为何“舍弃”美国的问题。“对于你们的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

钱学森回国后的发展基本如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荣誉。他的动机只在于寻求和平与幸福，他的一生也都环绕于此展开，他确实做到了无愧无怍、坦荡无碍。

钱学森几乎浓缩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特征。黄大年也几乎浓缩了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在政治不断演进与文化充满弹性的时代，以革新求得进步总是激烈交织着，以所学报国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自觉。由是观之，我们要以怎样的民族自觉、文化自觉、个体自觉迎接这样一个新时代？

时光的荏苒，告别成为人生的常客。即将告别的过去，无论你是否喜欢，离开时总会有一些怅然。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带着几丝痛苦的焦虑与纠结，又怎知新生活的不易？

岁历又逢元旦日，春风先放自由花。对于即将来到的新生活，相信会有许多美丽和温暖在等待我们。去拥抱吧，那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幸福；去开启吧，那个丰富多彩的新纪元。

珍重！今天和明天，自由与康健。

祝福！此刻与未来，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