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岁月中，吴有训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他全力以赴、无怨无悔地坚持着“科学报国”的实践，并且总是站在“大学教育的最前线”。

主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

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久前，西南联大迎来了诞辰80周年纪念日。

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的坚持要求下，全面抗战期间，吴有训一直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同时仍担任着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他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决心去拼搏、去努力，在忘我工作的同时，无形中形成了“以德服众”的效果，并得到了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们的信任与认同，使他能在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团结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于“教育救国”的旗帜下，组织形成了高水平且丰富的、配置合理的教育资源，使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教育、科研学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教育实践所形成的“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始终贯彻“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坚持实施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

“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是以办学学术水平、办学学术道德、办学学术价值取向三方面因素构筑形成的。

首先，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践，作为办学的学术水平支撑。

其次，以坚持“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的行为示范，“以德服众”，作为办学的学术道德支撑。

其三，从“学校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这个吴有训办学的核心学术价值取向出发，结合“教育救国”的主题，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主导在西南联大理学院形成了“救国、团结、勤奋、进取的学术风尚”和“民主、包容、和睦而又催人奋进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以及“理学院整体的浓厚学术氛围”；充分发挥教师中“青年学者群体”的学术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教育学术水平，使之处于国内的前列；他坚持要求做到“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应支持青年献身斗争，但是对于国内政见分歧，教师首先要尽力避免波及学生人身安全，教师要尽力保护学生，要避免使学生陷入争斗之中而遭受伤害”，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学生。

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外院士者共50多人。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西南联大物理系肄业）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形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突破”；邓稼先、朱光亚荣获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和高质量大学教育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学界充分的肯定。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为纪念吴有训，曾以“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为题著文来赞誉他。

主持国立中央大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吴有训为其母校、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校长。

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由于被国民政府视为“门面大学”，在抗战期间实行国民党的“官场化”办学，结果却形成教育工作的负面发展。吴有训主要是本着让母校摆脱国民党的“官场化”办学，恢复母校“名大学”之原貌这一学术愿望才接受这一任命，并得到了梅贻琦、叶企孙的支持。当时，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的“门面大学”，但对中央大学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有个别当年的“急于进入政治”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其“政治化”，而全然不顾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实际作为。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进行改革，希望母校能成为“学校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的大学，并以此作为他对母校的回报。他的办学思想与行为示范获得中央大学师生的认同。

特别是学生到“总统府”请愿与军警冲突后，吴有训顶住当局对中央大学戒严令和要逮捕40名学生的命令，断然拒绝军警进校搜捕学生。他表示：“决不允许入校抓学生，你只要在校内抓一个人，我吴有训马上辞职。”由于吴有训坚持不让步，国民党当局作了妥协。接着，他又动员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声援，迫使当局撤销了对中央大学的戒严令，终于保护了这40名学生。

吴有训的办学思想和实际作为赢得了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良好的信任感，但在完成了学校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之后，却因中国全面内战、政权更迭前社会剧烈震荡，而无法实现办学学术目标。吴有训因此坚决辞职，中央大学学生约4000余人联合签名、写信，希望他返校留任。

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间不长（1945—1948），但他得到后人的赞誉：“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

（本报记者温才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