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雄飞 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17/10/31 14: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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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文学共同体:通识教育的师范传统

 

2017年10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召开了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作家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孙甘露、格非、毕飞宇,学者童世骏、汪晖、陈思和、王晓明、贺桂梅、汪涌豪、陈恒、袁筱一、梁超群、倪文尖、田雷、毛尖、朱康、罗萌参与了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童世骏在致辞中介绍了该校的通识精品课,并且引用李大钊的话,强调人文学科之于通识教育的意义: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
 
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
 
作为会议讨论的起点,韩少功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下大学教育面对的难题:我们的时代信息爆炸,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育越发变得不合时宜;学科分化过细,医脑的只管脑皮,医脚的只管脚毛,做现代文学的谈不了当代文学,做明史的谈不了清史;知识脱离实践,知而不行,“文青”“文艺”成了指代言不及义、逻辑混乱的负面词。于是,自学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的弘扬、社会调查的普及,就变得尤其重要。
 
王安忆和翟永明的发言在不同程度上呼应了韩少功的判断。王安忆这些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教育,她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的学生里,来自重点大学的理科生多了起来。她好奇这些学生为什么本科不读文,得到的回答是,“学霸”往往不好意思报文科,本科读了理科,给家里有了交待,到研究生再选自己喜欢的文学。
 
翟永明坦言,自己当初是在电子科技大学念的工科。在她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术业有专攻,高校期待学生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专业上。但她自己却是个“不务正业”的“反面教材”,好读杂书——并非按照文学史系统地读文学,而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如果说通识教育作为对大学教育现状的疗救,已经成了某种普遍共识的话,那么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便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格非批评越来越多的文学专业学生只读理论,不读作品,他认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好传统正是重视文学作品选读的教学——毛尖的通识课是对这种传统的接续。在讲述了一个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学生通过阅读《红楼梦》被治愈的故事后,格非总结了文学的三重意义:文学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帮助我们摆脱知识和话语的奴役,帮助我们反省日常生活。
 
对毕飞宇来说,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化的意义。读小说,读到那么多的人物,我们的心会变大,因为我们心中有别人:是这种内心可以装满许多人的大,教会我们什么叫宽容和宽恕。毕飞宇认为他自己就是被文学再造的,文学把一个本可能成为十恶不赦的混球的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让粗鄙的灵魂变优雅,让急促的灵魂变从容。
 
——而这,无疑要诉诸阅读。王安忆感叹,现在的学生犹如变异了的物种,她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读书那么痛苦,那么慢。她自己是在阅读里泡大的,如今依然每天轻松阅读十万字,年轻的时候甚至能读二十万字,她等人的时候会把墙上的东西看完,需要用文字来喂眼睛。
 
毕飞宇和王安忆不同,读书很慢。父亲告诉毕飞宇,天底下的书读不完,所以毕飞宇仿佛赏玩古董似的读一本书。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看十页,内心的满足却是巨大的,一个好的词语搭配也能让他高兴半天。与文学伴生,毕飞宇获得了极好的生命状态。他爱它,也坚信,它也爱他。毕飞宇区分了小说家的阅读和批评家的阅读:小说家的“小说课”之所以更“好看”,是因为他们不像批评家那样,在下结论前有论证的负担。但论证,换言之,做功课,对大学生却是必须的训练。
 
格非说,如果阅读和写作只能二选其一,他会放弃写作。阅读的快乐不容放弃,做一个伟大的读者是第一重要之事。阅读文学,给了我们秘密的快乐——对此孙甘露深以为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阅读瞬间,其中真正的喜悦不可分享。孙甘露否认存在什么完美的书单,在阅读的曲折道路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起点,都会通向不同的方向,这将伴随人的一生。
 
如格非所言,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家一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
 
在下午的学者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首先从哲学角度考察了文学在通识教育中可能起的作用——他分析了讲故事和讲道理的关系,论证了三个命题: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听故事往往更能让人讲理;然而,虽然在讲清道理和让人讲理方面,讲故事有优越性,但光靠故事是不够的,还是需要道理或阐述道理的部门。
 
童世骏首先举了周梅森的小说《谁主沉浮》和铁凝的小说《谁能让我害羞》作为例子,认为这两部文学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利益、认同和价值的不同人际关系。故事的效力可见一斑。其次,借助理查德·罗蒂,童世骏指出,故事更能让人听得到且听得懂,因为文学能够提高人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通识教育、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形式。不过,最关键的是,故事之所以能够讲道理,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故事。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故事和道理的界限被打破了:最实质的论证是常识和理论之间达成的反思平衡,同样的观点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理由(叙事)形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每讲一个故事,就是邀请听众进入一个场景,把讲述者和听众的见识进行平衡,这里已然有了思辨,可以提炼出道理。
 
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汪晖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他更愿意称之为人文教育的构思,来自师范教育。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老师,旨在让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有基本的素养,有相互交流的基础,指向的是教育公平化。汪晖对许多师范院校的改名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自己曾经的人文教育传统,重视——比如说——格非提到的师范大学文学作品选读课的模式。在他看来,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大学的事,而是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
 
根据汪晖的分析,中国的人文教育变成专业教育也其来有自。二十世纪初,一部分人希望把文学变成科学,使文学的知识从自然知识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学科制度中有一席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学科地位;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与十九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科学世界观对话,和自然律的知识对抗,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偶然性,强调其不受自然律支配之处。然而,这对立的两方面虽皆有其历史合理性,却更类似某种技术理性和浪漫主义的二律背反,存在着局限。
 
或许,文学阅读能够打破这种专家文化,重新呼唤出全面的人——新的政治主体。汪晖认为,文学经典能够激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变成活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文学阅读便不可能只是为了提高修养,它毋宁是重新认识历史和当代世界的方式,汪晖紧接着援引鲁迅的《死火》说,阅读就是用温热燃烧自己,在死亡的过程中重生,变成新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的敏感性和创造力,是汪晖最为强调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教授对文学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在现代社会谈会通,不得不面对的是专业化的现实,换言之,需要在更高层面把通识教育和文学史教育、古代经典教育和现代文学教育沟通起来。其次,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与学生的现代经验更有亲和性,但二十世纪的经典还不稳定,尚在经典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通识教育来筛选,使之再经典化。第三,文学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可以容纳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以“爱情”“城市”这样的主题为线索来讲授文学,便是立足文学来会通别的学科的尝试。
 
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
 
诚如研讨会第三场的议题说明所言:当我们说通识教育要“仔细的研习文本、传统的经典文本”,
 
需要追问的是,何谓“经典文本”?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仔细的研习”?在通识教育的框架里,面对跨学科的学生,研习的“仔细”有没有限度?在这里,阅读的技艺与教学的技艺汇聚在同一个空间里,变成了同一种技艺:在教学里呈现的阅读的技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传递,变成学生学习中的阅读技艺?我们能否通过阅读技艺的传递,在现实的教学空间里形成一个文学的共同体?
 
对于上述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教授归纳了文学教学所面对的三组矛盾:阅读的个体性和现代学校教育的公共性的矛盾,阅读的无限性和课堂教学的有限性的矛盾,文学的神秘性和一般读者的非敏感性的矛盾。继而,倪文尖认为文学教师有两个任务:首先,“取法乎上”,让文学爱好者变成文学科班生,让学生意识到文学是作家用语言和情节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文学的内容就是它的形式。其次,“微观入手”,建立核心文本,预设这些经典文本是全息性的,承载着文学的全部秘密。老师利用有限的课时重读、细读这些学生耳熟能详却熟视无睹的文本,动态地“还原”作家的创作过程,揭示文本秘密,使学生获得震惊感。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朱康老师的发言,则是对他把爱情文学作为通识课内容的正当性辩护。2009年,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丢在他的《爱的多重奏》里,把当代的爱情观念归为两类:自由主义的(社交网络使爱变得无风险)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爱被化约为身体的享乐)。这与美国右翼思想家阿兰·布鲁姆在1993年出版的《爱与友谊》对爱欲在当代堕落的判断如出一辙。面对同样的爱情危机,巴丢的方案是,强调爱情本身:爱是坚持到底的冒险,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布鲁姆则把爱情联系到言语,希望通过阅读来拯救爱情。也就是说,对左翼而言,爱意味着行动,对右翼而言,爱意味着言说。朱康在观念上支持巴丢,但在实践上支持布鲁姆。
 
在朱康看来,类似于爱情的危机,我们今天还存在着阅读的危机: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阅读,读安全的心灵鸡汤;另一方面则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大量地、无边际地读,但每一次阅读都是瞬间,是一夜情。阅读的过剩其实是阅读的匮乏,大量的阅读并没有塑造我们,使我们发生改变。朱康的方案是对布鲁姆的颠倒:先通过爱情来拯救阅读。用学生对爱的需求,使他们产生阅读的冲动,并且,在close reading的意义上,让学生建立和文本的亲密的、爱的关系(read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在这个意义上,老师需要做的——如倪文尖教授所说——是为每个文本发明一个新文本,“我读出的文本和你读出的文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每次阅读都是新的阅读,从而在教学中使学生产生震惊状态,与学生建立文学的共同体。
 
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雷启立教授谈通识课程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勃兴?
 
雷启立:近二十年来,有关大学教育的“博雅”和“通识”之呼声不绝于耳。从我的直观看来,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是糅杂博雅(liberal)和通识(general)的。我们从三个方面通俗点说吧:一是对高等教育现实困境不满的反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家长希望孩子上个好大学,读个好专业,将来好就业。可是,上完大学以后,毕业了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行业认为大学毕业生出来啥也不会,专业教育口径不够宽,基础不够厚,不好用。招了大学生进企业再培训。社会上觉得年轻人少教养,缺常识,没担当,都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这些看法当然是不无偏颇的,叫大学教育不能承受之重的,但各方面的怨言、期待,逼迫着大学教育不能不做出一些改变。作为通识的教育(general education )因此而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现实社会发展变化快,越来越频繁的职业变化使得厚基础、弱专业成为大学本科教育培养方向的新潮流。通过大学教育完成对大学生知识、思辨、逻辑、研究能力的训练,从而形成超越一般偏狭的职业技能训练,超越普通公民教育的洞察能力、归纳、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也通识教育中的liberal arts元素因而被要求和召唤。
 
其三,更具有liberal 意义的是,虽然今天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的日常生活化了,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愿意被过于现代和工具意义的价值理性所绑锁,人们对于审美、智慧、情感、理性、信念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就使得通识教育与对个人心灵的“远方”的召唤、挖掘和解放密切相关。这种内生动力是如此的绵绵不绝,使有质量的、好的通识教育特别的令人珍视。
 
澎湃新闻:您能否介绍一下华东师范大学的通识课程?
 
雷启立:华东师大的通识教育,或者可以用我们第一任校长孟宪承先生的大学理念来说,是围绕“智慧的创获,品行的陶熔,民族与社会的发展”而展开的。这三个核心概念被分别翻译为Creativity、Character、Community,我觉得真是好,言简意赅,准确传神,契合孟校长有关大学理念的原意。近十多年来,华东师大的通识课程逐渐形成了:面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开展的,以价值观念的传递、科学思维方法的确立以及完整人格的塑造为主要目标的通识课程系列。意在促使学生涉及不同学科领域,拓展视野,启迪心智,开阔思维,使之具备宽广的学养基础,获得充足的精神成长,进而形成终身受益的基本素质。
 
我们为此开设了一系列好课程。讲课程类型可能太无趣,讲课程名称吧:古文字专家刘志基老师的“汉语文字演变与中华文化传承”,地理学专家束炯教授的“地球自然环境的复杂性”,物理学马学鸣教授的“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更年轻一代的哲学系晋荣东教授的“批判性思维”,生物学杜震宇教授的“食品安全与科学理性”,还有如“哲学史中的理性传统”“哲学思维与方法论”等“理性文化”系列课程。背后其实包括艺术美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信息科学等八大类。这些课程要求紧而有力,在科学、人文知识的传授背后,是学问的方式与方法,是对个人品格的陶冶和修炼,有对国家与民族理解与认知,以及深沉的爱。所谓智、格、社会等要素都在背后。
 
华东师大的通识课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文学和人类美好情感的发掘和重视。我们很多老师开设了极具文学、审美性的通识课,通过不同路径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分析,来体现大学教育中关于文学、人文、美育等方面熏陶和训练。比如朱康、罗萌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罗岗、倪文尖等教授的《现代城市文学与电影经典》,袁筱一、梁超群等教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经典与阐释》。这些课程将学生从不同维度进入到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开掘中,通过细读探究、深入讨论等教学手段,把学生从手机族带入到经典、名著的世界。最近,教育部对华东师大本科教学进行审核评估,我们从图书馆的大数据中调查统计中,发现,有学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三十次进图书馆,借阅过几百本书。在是有学生借阅图书中,文学书的借阅数远远高于其他学科。
 
不谦虚地说,从我了解的与其他大学通识教育开展情况的比较来看,我们的通识教育是具有鲜明华东师大风格和特色的。
 
我们同样也有一个梦想,希望通过这些好的通识课程的开设和熏染,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借助各类general、liberal要素的带入,加强“全人”培养,造就能够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在通识与专精、个人诗性与技术理性、博雅教育与职业训练的争拗之间找回大学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位教师,每个课堂的努力,让中国高等教育走出所谓的“灵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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