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思洁 王佳雯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5/23 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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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让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融合

 

■本报记者 倪思洁 王佳雯

汤姆·梅森是位凝聚态物理学家,成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后,他频繁参观各国已建和在建的实验室。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梅森回忆了他在各大实验室的经历。一路走来,最终还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最让他“感到兴奋”。

这个坐落在田纳西州东部的实验室,不仅承载着美国的国家需求,也成全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如今,怎样让好奇心出发的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相融合,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美国:来自橡树岭的经验

“它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我们会及时响应国家需求和科研任务的变化。”梅森说。

1943年,为了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美国启动了“曼哈顿计划”,并在橡树岭这片不毛之地上建立了克林顿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正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前身。

如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已经成为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主要从事8个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子科学、生物系统、能源、先进材料、国家安全、高性能计算、纳米技术及核物理、化学科学等。其使命是攻克美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难题,并开发新技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并保护人类。

“广泛的研究课题,意味着科学家自己的很多研究兴趣都可以推动实验仪器设备的发展和使用。”梅森说。

不过,这些课题基本都是竞争性的,“而且需要提交同行评议。”梅森告诉记者。

他表示,在大型装置方面,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需要参与竞争,以确保基础设施运作建设经费的稳定性。“我们在使用经费方面的表现也会被审查。”梅森说。

“个人的研究项目也多是竞争性的。”梅森告诉记者,“我们在预算中也会有一些可自由支配的(非竞争性的)资金,这部分资金被称为‘实验室导向的研发’,用于探索科学家的一些新想法。”

中国:管理体系尚不清晰

和梅森一样,丁洪也是凝聚态物理学家,同时,他还是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的首席科学家。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他从未停止思考。

在美国做博士后和任教授期间,丁洪与国际上多个国家实验室有过合作,正因如此,丁洪深刻体会到国家实验室对科研工作的支撑作用有多大。

在他看来,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对国家实验室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和“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给国家实验室赋予了新的内涵。

10年前,我国科技部提出了国家实验室的概念。“最早国家实验室的思路比较简单,认为小的重点实验室太分散了,要集中起来做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如今‘国家实验室’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实验室的概念,应该定位在大领域,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的模式。”丁洪介绍,例如,以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为依托的综合性国家实验室,能够长期推动国家战略领域的发展,很好地连接大学和企业,并有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今年4月25日,科技部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将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在李灿看来,如今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应该顺势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深化改革。“国家实验室建设不是孤立事件,它涉及到各部门,影响到国家科技成果考评体制,影响到科技经费的使用和分配,影响到科学研究组织等等,牵涉面很广。”李灿说。

但是,对于建设国家实验室的思路,大家仍在讨论之中。“目前没有明确的思路,没有清晰的轮廓,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李灿说。

国家实验室管理的体制机制尚不明确。“比如人才使用、成果鉴定、国家经费调拨管理,都需要一些新的深化体制改革的东西出来。这个体制改革不仅限于国家实验室,包括大学、科研院所的一般实验室也面临科技体制的创新。”李灿说。

未来:寻找符合国情的办法

2008年丁洪回国后,便一直参与中科院相关方面的规划工作,并对如何建设综合科学中心以及国家实验室的课题,进行了长达7年的调研。

在丁洪看来,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关键。“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周期长、风险高、大学和企业不易覆盖的研究领域。”丁洪告诉记者,国家的有些战略需求,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稳定的支持。

“大学科研以教授的科研兴趣为导向,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而国家实验室则主要是国家导向和目标的体现,有利于重大任务的长期积累和持续发展。”丁洪表示,进入国家实验室的团队,对国家实验室的设置和目标都应当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具有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意愿,自然也能将自己的科研兴趣与国家科研目标保持一致。

对此,梅森表示认同,“对于国家实验室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专注于已经明确的使命,规划好何时完成、何时合作,并承担一些产业和大学难以完成的重大课题。”梅森说。

在李灿看来,了解国家战略需求更重要,“否则,实验室不知道做什么,目标不明确,任务不清楚,那建国家实验室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丁洪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制度建设的探索,形成一套符合国情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方法,让科学家的好奇心与国家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融合起来。

《中国科学报》 (2016-05-23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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