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3/17 9: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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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了,就要带点东西回来
首都经贸大学海外研修教师访学观察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陈彬

作为一名被学校外派到海外访学的老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高静在2014年11月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开始了为时一年的访学之旅。一年后,结束访学任务的她回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对于自己这一年的海外学习生涯,高静用了这样一句话进行了总结:“我将人生1年的时间留在了美国,可是美国给予我的,却是一生值得回味的深刻记忆。”

高静说出这句话时,正坐在学校不久前专门为海外研修老师召开的“访学观察”报告会会场上,向在座的那些没有参与过海外研修,但对此心向往之的同事,讲述着海外访学的新奇与收获。

一流人才要有国际视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海外研修计划是从2012年开始的。每年,学校都会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境内外高水平高校、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访学或合作研究。而为了能够让更多老师了解海外研修计划,为教师搭建一个充分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学校的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了这场2015年海外研修教师“访学观察”报告会。

举办报告会的地点是在学校最南端的一幢大楼里。这里位于北京南三环以外,与市中心的繁华相比要显得安静许多,由于少有鳞次栉比的高楼。这里的视野要比热闹的市中心要开阔得多。而“视野”一词也正契合了这次报告会的主题。

“建成一流财经大学靠什么?当然,因素非常多,但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靠人,靠我们的人力资源,靠一支非常得力的教师队伍,但这支队伍应该有什么呢?”在报告会的致辞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立宏自问自答道,“要有国际视野,要通晓国际规则,要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

于是,首经贸的老师们便开始在学校的帮助下,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学术最前沿。

据统计,从2012年至今,该校海外研修计划共支持国外进修和学习的专任教师131人次。为此,每年学校的专项经费投入达到了300万。“在北京市属高校中,学校算投入力度非常大的。”丁立宏说。

事实上,对于每年派出的老师们,学校也是有一定要求的。用丁立宏的话说,就是“你去完后一定要带点东西回来——你可以带一门课回来,你也可以带论文或课题回来,总之你不能空手回来”。

老师们当然不能空手回来。至少,他们带回了一份对海外生活的感悟,也带来了一份对中外高校工作环境的思考。而在此次报告会上,他们的分享也在于此。

为一件事而忙,为一件事而闲

在此次报告会上,共有5位老师分享了他们在海外的访学经验。算起来,身为副教授的高静还算是这5位老师中资历比较浅的一个。

高静去的是美国,而与她同一时间奔赴美国的还有该校经济学院教授李婧。李婧访学的目的地是国际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在报告会上,她给自己的报告也起了一个很能引起高校老师兴趣的题目——《美国大学的忙与闲》。

“在美国大学中,普通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有点像一个匀速运动的时钟。他们的研究是螺旋的,但他们的研究活动却是平常的、常规的。”发言中,李婧如此理解美国大学教师的24小时。

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平淡,却是最触动李婧的。因为在她的眼中,美国高校的老师们在为一件事情而忙,也在为一件事情而闲。“他们都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只要你有时间,总有适合你、你喜欢的活动在等着你。”

“兴趣”也是到台湾东吴大学访学的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赵耀发言的关键词之一。

“近些年,台湾东吴大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觉得答案就在于,这里的老师们能找到一个感兴趣的领域,并以此为核心,向周边顽强地辐射。”

陶宏麟是东吴大学一名讲授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授。一天中午,他和赵耀在办公室里聊了两个半小时。交谈中,陶宏麟说他之前有一个研究课题,研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身高与竞选成功率的关系。通过研究,他发现这两者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由此,他开始将视角向外延伸,他发现台湾地区男性身高与婚配似乎也有相关性。“男性每高1公分,至少结婚一次的几率就提高0.3%。”这还没有结束,陶宏麟又将视角转向了校园,他发现中国台湾男性大学生的身高与约会时间的长短也有一定的关联,而他的这些研究已经登上了国际期刊《生物社会科学》。

“凭着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科研生涯的田野里放飞梦想,体会研究本身的那份愉悦,快哉!乐哉!”发言中,赵耀这样说。

构建一座“雷尼尔雪山”

在报告会的致辞中,丁立宏曾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学的图书借阅率相较国外高校要低很多?

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该校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朱俊生所作的发言中,刚好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朱俊生访学的学校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在那里,他全程旁听了本科和研究生的课堂教学,在总结他的听课感受时,朱俊生用了一个词——惭愧。

“举个例子,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何一个老师都有丰富的阅读材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学生都要读书。而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课前阅读书目的测试。”朱俊生说,尤其给他深刻印象的是他所在系系主任的课程。这位老师已经细致到规定每节课程之前,学生要阅读到哪本书的多少页,而这些页数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1200多页。

“这一点,我已经引入到了我在国内的教学,现在我上课的第一件事也是测试学生。”朱俊生说。

对于美国高校的授课方式,深有感触并加以借鉴的并不止朱俊生一人。比如,法学院教授沈敏荣就对美国高校互动式的授课方式印象深刻。

“在被誉为‘文学之城’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学生和老师会在课堂上平等对话,热烈讨论,各抒己见,美国学生随处流露出自信心,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回忆起在美高校课堂的见闻,沈敏荣这样说。

在发言中,李婧曾讲到了一个故事。与当时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相比,华盛顿大学教授们的工资要低20%。但很多教授却甘愿接受这样的低工资。原来,华盛顿大学毗邻美丽的雷尼尔雪山。天气晴朗时,教授们在校园闲谈,举头就能欣赏美丽的雪山风景。为此,他们情愿牺牲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而这种偏好被戏称为“雷尼尔效应”。

我们当然无法将雷尼尔雪山的美景搬到中国校园,但除了美景之外,那种醉心科研的惬意,那份精于授业的传承,是否能够通过这些老师的描述,构建出一座老师心中的“雷尼尔雪山”呢?

至少,我们在努力。

《中国科学报》 (2016-03-17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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