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12月10日上海讯（记者黄辛），上海交大举办唐文治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座谈会，缅怀唐文治先生，遵循老一辈教育家的脚步，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之路。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作了主题讲演。上海交通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杨庆存介绍《唐文治全集》编撰启动情况。与会嘉宾进行了座谈交流。

唐文治先生之于交通大学，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唐文治1907年任交大校长，在任的14年间， 他务实致用，立志于办中国的“第一等大学”，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奠定了交大和近代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基础；在借鉴、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唐文治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探索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大学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兼通的科技人才和国学大家，推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兴盛。

弃政从教，立志办“第一等大学”

清同治四年（1865年），唐文治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世家。1892年，考中进士的唐文治开始了在京城十数年的仕宦生涯。在京从政期间，他积极参与新政和外交事务，有机会近距离体察世界大势，认识西方先进的文化。1901、1902年，他先后考察了日本和英国。在英期间，他访问了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对比我国高等教育落后的现状，唐文治深感中国要振兴必须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培养自己的实业人才，大兴新式教育事业。

1907 年8 月，唐文治弃政从教，来到当时隶属于清政府邮传部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任校长一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在唐文治执掌交大期间，中国正处在清末民初风云跌宕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行将倒台，隶属清廷邮传部的学校在政局动荡中该何去何从，前途并不明朗。

此时，年逾不惑的唐文治以长期身处政治中枢的阅历识见，怀着经天纬地的胆识气魄，决定脱离清廷，将学校更名为南洋大学堂，并首次提出要把本校建成“中国第一大学”的理想。“本校自即日起改名中国南洋大学堂。本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校旗所到之地，即中国国旗所到之地。” 1911年11月6日下午4时，时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一职的唐文治在南洋大学师生大会上宣布了学校更名的消息，迈出了建设“中国第一等大学”的关键一步。

务实致用，首创铁路、电机、航海三科

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才算是“中国第一等大学”呢？其实早在唐文治从仕时，他便对清政府的无能腐败感到不满，期间多次奏请朝廷整饬政纪，却没有得到回应。两次出国考察时，他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中兴正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成果；而对英国，尤其是牛津大学的教育他更是十分赞赏：从牛津大学里走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中国第一等大学”就是要和牛津大学一样，兴办实业教育，培养振兴中国的杰出人才。

从那时起，务实思想便成为唐文治教育思想中的重要部分。1907年唐文治到任交大后，进一步明确了兴办工科为主的实业教育理念：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成果，高薪聘定外籍专业教员，1907年底，建成铁路专科，成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发端；次年8月，交大设立电机专科，首开我国电机工程教育的先河；1909年办成航海科，开创了我国最早的高等海航教育。在唐文治的努力下，交大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铁路、电机和航海三科的创建，为建成工科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辛亥革命后，按照民国初年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制定的大学新规，文、理、工科的多学科结合的学校才能被叫做“大学”，由于当时的交大仅有工科，南洋大学的更名没有被采纳，学校最终被命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这并没有阻止唐文治实现他建设“中国第一等大学”的抱负。

在经费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唐文治对原来的专科进行调整充实，以国外工科大学的课程设置为蓝本，努力使得教学质量达到了工科大学的一般要求； 1917年，建立了铁路管理科，形成了工科为主、管理为辅，工管相结合的工程教育模式；第二年，唐文治又将专科三年学制提升为四年，其他图书设备、校舍建筑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学校陆续开辟扩建了木工厂、理化电机实验室等可供学生实验动手操作技能的地方。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21年5月，距唐文治离职不到半年，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宣布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为中坚，正式合组成立交通大学。

科学、国学并重，培养文理兼通的科技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在借鉴、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主张办理新式教育时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使得外来的西方教育中国化、民族化。唐文治本人非常擅长经学、酷爱古文，为了探索外来的工程教育本土化，创建富有本国特色的高等工程教育，他对于国文十分重视，并在掌校期间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种种尝试，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开展国文教育。

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与科学教育互补。为此，他专设国文科，开国文大会，自编课本讲义，还亲自登台教授，演示读文法。他亲自制订了“勤、俭、敬、信”的校训，在礼堂悬挂了摘自儒家经典联幅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作为学生砥砺道德品质的座右铭。在唐文治的大力倡行下，国文教育成了交大的一大教学传统。

有了“第一等学问”，也要有“第一等身体”。唐文治也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运动会和各种比赛游戏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身体，还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增进智能。他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任校长时亲自主管体育，并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晨操。学校开展了足球、篮球、棒球、游泳等项目，积极开展级际比赛，每年举行校运动会他都会亲临现场观看。正是他对体育工作的重视，使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体育运动位居全国一流，并培养出多名国手。

这种中西结合、工文并重的教育模式，造就了淩鸿勋、丁西林、杨荫溥、周厚坤等文理兼通的早期科技人才；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还影响了一批学子，培养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侯绍裘，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戏剧家洪深，画家朱屹瞻，文史专家朱东润，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等民主革命家和文化大家。以唐文治为代表的交大老前辈对办 “第一等大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为中国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