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琨 温才妃 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9/11 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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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关注大学里被遗忘的“非主流”教师

 

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若干位“非主流”的大学教师,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感慨与思考。他们同样是辛勤的园丁,却不被关注,甚至为人们所遗忘。他们的岗位上,也很少有人能作出什么显眼的成果。他们,是大学的另一立面。

体育老师

科研难有成绩

说起大学教师,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个颇为清闲的职业,没有中小学教师那么多辛苦的课时,学生似乎也好教得很,每周不过几节课,宽敞的教室里夏有空调、冬有暖气。

也许这样的描述适用于大多数大学教师,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比较舒适,但这并不适用于大学里的体育老师们,毕竟,他们多数的教学时间都在室外,被晒得肤色健康,笑起来最亮的只有一口白牙。他们教的内容,实在基础得不能再基础,却从来不是一般高校的主流内容。

福建某高校体育教师小可(化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分享了他的一天。早晨7点多,起床,吃早餐,稍作准备后,前往学校。“体育课一般都不会安排在特别早的时段,因此,上午第3~4节课才开始有体育课,然后直到下午5点50分。”小可解释道。而午间,他则会与同事们交流,彼此分享最近教学的心得或者感慨。

上午2节、下午4节,这是高校体育教师们的常规工作时间,当然,这只是体育课理论上的排课时间,并不意味着这个时间中他们一定在上课。小可所在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工作量要求是每周14节课。

作为公共课教师,小可并不避讳科研这一话题。他坦率地说:“我们公共课教师在科研方面确实比较难以作出成绩,不像一些工科院系的老师,他们可以做项目、拿到很高的绩效工资,我们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工作。”

而就每周上课时间而言,体育老师的教学工作量大于专业院系的教师。课时多意味着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多,而体育课本身就应该是充满动力和热情的课程,师生相处愉快,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小可介绍道,为了提高学生对于体育课的兴趣度,学校开设了多种多样的选修科目供学生们根据兴趣爱好自主挑选。因此,“学生上课的热情相对蛮高的”,一些课程大受欢迎,在选课时时常爆满,这让任课教师也很开心。

课堂上,小可重视培养学生运动的习惯;课下,也时常有学生主动找到他,咨询一些锻炼身体或者运动方面的建议。

就日常观察而言,他认为,“现在学生体育锻炼的气氛还不错。”在他看来,这得益于学校一直以来对体育工作的重视,也与学校田径运动会的悠久传统不可分割。各个学院都会组织田径队训练一个多月,体育部也会派专门的老师到各学院帮助训练。“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甲级、乙级的竞争机制,对各学院的田径队进行分组。这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大家锻炼。”小可说道。

除常规教学外,小可还担任着学校男子篮球队的训练任务。每四年一次的省运动会的备战期,他都会比平时更辛苦些,每天傍晚下班后要组织队员训练,到七八点钟才能回家。虽然辛苦,但体育教师这份工作,正是小可大学读体育以来所希冀的。

小可告诉记者,多数学生都不是体育专业,但通过体育课,他希望学生掌握锻炼的基本方法,而不是上了两年体育课后再也不想碰这些了,或者日后想要锻炼身体的时候却不得其法。

“我希望学生感受到的是快乐体育。”他说,除此之外,他常跟学生们开玩笑,下课后必须回去洗衣服。“只有出汗了,才证明体育课没有白上,起到了锻炼身体的效果。”小可笑道。

(韩琨)

辅导员

认可难以得到

大学里除了任课教师、行政教师,还有一类人身份不太明确,他们既不属于任课教师,但评职称又被算在教师序列;也不属于行政序列,可以每天朝九晚五固定时间下班。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辅导员。张静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静表示,在学生、老师眼里,他们更像是“勤杂工”。学生抽水马桶坏了,不知道怎么保修,第一个想到的是辅导员;教务处通知四、六级考试,不是把通知下发给各班班长,而是直接告之辅导员。“辅导员包揽了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事务,称我们为学生的保姆也不为过。”

但实际上,按照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辅导员被称作思想政治辅导员,主要从事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学生学习上的引路人、思想上的引导者、人生路上的指明灯。“每个辅导员一开始都是心怀美好,想把每个学生当作一朵花来对待,慢慢地培养他成长。然而,很多事务性、琐碎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帮助学生作职业规划、疏导心理问题、提中肯的建议。”张静说,学生宿舍夜里漏水、学生在外受骗、学生生病……辅导员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与学生的谈话记录只能自己随意拼凑,应付检查。

因为承担了很多杂事,辅导员在校园中反倒很不被认可。“教师们什么事都让学生找辅导员,辅导员该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许多。” 张静说。

《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到,由于辅导员的定位模糊,一些高校连党支部书记都由辅导员来担任,甚至包括教学秘书应该做的工作,如通知学生临时调课、发放成绩单等也都变成了辅导员的“份内工作”。

也是因为上述两点原因,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感比其他教师更加强烈。张静告诉记者,辅导员的队伍很不稳定,很多人把辅导员当作跳板,几年之后,有人辞职去公司,有人去其他学校当老师,继续升职的也有,只不过比例较小。

当然,学校也有考虑过辅导员的出路。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很美”,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张静表示,目前辅导员有两条出路可以选择:一是成为任课教师,二是走行政序列。然而,很多高校规定辅导员不能兼课,缺少上课机会、受学历限制使得他们无从转岗;一个学校从副科到正科再到副处的人数较少,竞争激烈,且不是人人适合,因此更多的辅导员维持着现状,或是转入教务、后勤等部门,“出路比较尴尬”。

比如张静研究生阶段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但由于目前所在的高校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她想要转为任课教师序列,只能进思政类教研室,承担两课的教学任务。可是,“校领导不认为辅导员有能力承担课程,而且担心一旦开了头,辅导员逐一转成教师,导致队伍更加不稳定”。

辅导员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学生不出事就可以了,看似遭人批判,却充满了无奈。当记者问张静,最难以忍受的有哪些?她想了想说,是每个部门都在给你派活儿,“一件事所有的部门都会给你打电话”,听到电话铃响,看到开学就会很烦。每星期要住校一天,对于孩子尚小的女性辅导员尤其不人性化。

“辅导员工作是良心活儿,我们希望学校为辅导员的出路多考虑一些,给辅导员更多培训和深造的机会,给经验丰富的辅导员更多转岗的机会。提高辅导员的待遇,毕竟辅导员的工作时间不比行政人员,下班后也不能安心回家,没空管孩子还要值晚班。” 张静说。(温才妃)

艺术教师

工作难以量化

采访冯公让并不容易,因为教师节之前的这段时间,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直到一个深夜,在回家的路上他才和记者在电话里聊了起来。

在之前的报道中,媒体给冯公让冠以的头衔是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作曲教师。其实,冯公让并没有在学校开设过与作曲有关的课程,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够与音乐创作分开。

“我除了给学生们上全校公开课以外,还担任着校民乐团的指挥,还有一些创作任务。”冯公让说,明年就是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作为献礼,他正在创作一首交响乐,为这件事他忙得不亦乐乎。“我不仅仅写给天大校庆,更想在一个宽泛的视角下,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作一个回顾与反思。”他说。

提到音乐,尤其是提到音乐创作,冯公让总是滔滔不绝,似乎让人觉得他更像是一个作曲家,而不是躬耕于讲台的教师,但他自己却并不这么看:“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耗费一些精力,但我的职业是人民教师,不能因为谈创作,就忽视了我在教育方面的热情。一个人热爱他所追求的事业,就会将这份爱渗透到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 如果自己都没有热情,又怎么能给学生讲好课呢?”

作为老师,冯公让目前担任着两项教学任务,一项是“20世纪西方音乐史”的公开课教学,这份课程压力并不大,每周两课时;另一项任务则是在民乐团担任常任指挥。“工作量不太固定,通常情况下,每学期之前我们会有为期五天的集训。学期中,民乐团会在单周的周末排练一个单元,双周排练两个单元,每个单元3~4个课时,有时临近演出前的几周会更忙些。”

这样算起来,冯公让工作的“大头”其实是在“器乐合奏”课方面,但麻烦也恰恰出在了这个方面。

“器乐合奏是属于实践内容的教学,并未归属于教学课时量。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标准课时量来评价教师的工作量,我们的大量教学工作其实是无法计算在内的。”冯公让说,而这就导致教师“吃亏”,甚至一些老师就因为教学工作量统计不够,在职称评定时遇到很大的麻烦。

对于这种状况的形成,冯公让也能理解。“其实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他说,之前类似工作大多会请校外名家,自然就不用课时量了。但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更多校内老师承担起了这些工作,这就须要有工作量的衡量。

事实上,在冯公让所在的艺术教育中心,很多教师都存在这一问题。“尤其是那些带团的老师,比如戏剧表演基础训练、舞蹈表演基础训练等课程,都相对不易量化。”不久前,冯公让专门完成了一篇报告,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老师的工作也是一种奉献,不量化不科学,完全细致的量化又不可能,我觉得从中选择一种稳态量化还是比较合理的。”

有了这样的“麻烦”,另一个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了:在很多人眼中,艺术教师在高校处于弱势地位,真的是这样吗?

“什么是弱势?各个方面的不支持就是弱势吗?”对此,冯公让反问道,所谓弱势只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界定。从小学到大学,甚至高考都没有给艺术教育留有空间,从那时起,艺术教育就已经不是主流了。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的管理人才,更不会给艺术教育以主流的地位。“换言之,这是由于历史、国情等原因而长期形成的。”

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公让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他觉得很多时候,“申请”“呼吁”“祈求”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我为什么要把精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干脆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也许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的机会。贝多芬告诉我们人得自救,事业同样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冯公让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课堂活跃起来,以至于在他的一堂课结束后,学生们自发鼓掌是一件常有的事。

“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艺术教育,而‘管中窥豹’之下,对艺术教育又多了一份误解。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沟通。”他说,这种沟通并不是请几位专家、教授听一场音乐会就能起作用的。表面文章无济于事,我们需要让别人真正理解艺术,认识到它的作用,才能让领导和政策制定者重视它。

“这就好比只有体会了飞机的高效便捷,才能真正明白内燃机的发明是多么伟大,我们也需要让大家知道艺术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在,我还很享受这份追求的过程。”冯公让说。(陈彬)

马列老师

尴尬难以言说

在众多的学科里,有一类老师被人们认为“门槛最低”“谁都可以来当”,那就是马列老师。

事实又是怎样呢?

他们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从事马列理论教学工作的教师王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内高校马列老师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上不好的现象传播得太快。“一方面,我们无法解释为何社会上有如此多不公平、不良的现象;另一方面,如今网络十分发达,一个QQ消息、微博分享就能把或对或错的观点传播出去。”

本科阶段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马列老师不仅要讲授马列理论,更重要的是把学生听到、看到的信息解释清楚。因此,私底下王业等马列老师还发挥着安抚学生心理的作用,遇到学生不去调查、不结合自身认知偏听偏信的情况,他们还要及时引导、解释,“最担心的是学生乱下结论、开口骂街”。

“课讲得好,学生相对而言更会尊重你;要是照本宣科,就有学生公开地在QQ群里指责你。所以,现在的马列课特别不好讲,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王业说。

另一重压力则来自教学队伍“挑剔的眼光”。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师去听马列课都能听得懂,因此马列课也成为最容易被挑剔的课程。“越是同行越是怕,就怕一句话说错了,被他听出来;不同专业的老师听课也怕,他们常会自以为是地认为马列理论谁都能讲,甚至觉得自己讲的都比马列老师讲得好。” 王业说。

但事实上,成体系的课程督导组并非一节课就能听出精髓,个人喜好也左右着督导组对马列课的判断。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合并之后,“课时少,讲深、讲透、讲全都不行。有些督导组老师认为某块内容可以讲得深一点,但是受到课时限制,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王业说。

如果说以上两大问题,是全国马列老师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问题,那么,不同类型的高校,马列老师还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高校都在重视马列主义教育,但落到实处又是两码事儿。几年来,王业所在的高校搞绩效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教师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名校毕业刚入职该校其他专业的硕士,一年可以拿到40000元的津贴,而王业这些马列老师目前到手的津贴不足2000元。

王业解释说,虽然其所在的高校名义上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是学科优势在于理工类。校领导在管理上偏重理工科思维。理工科偏重立项,文科偏偏项目少,导致所有的文科学院收入偏低。马列学院无疑“更糟糕”,既不算是机关,又不算是学院(学院有学生,有相应的津贴)。“我们吊在中间,给全校本科生上课,大部分的精力被占用了,科研如何上得来?”

一边被指责理论水平不高,一边还得按照论文发表数量来计算工作量、评职称;不敢多发牢骚,怕被说成“觉悟不高”,马列老师的心情大概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才能形容。

然而,实际上,中央早有文件明确了马列老师的待遇标准至少要保证在平均水平,也明确要求高校要单独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但只有后者被当作“硬性要求”执行了下来,前者被搪塞以诸多理由,如马列课是公共课,政策一倾斜担心高数、英语等公共课教师有异议。于是,高校里也不乏有应付工作量、不关心学生能学到什么的马列教师存在。

“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如果本科马列的作用再丢失,学生毕业后成为反社会人群的几率会增加。但是,让每位马列老师仅凭良心、凭信念去教育下一代,显然是更不现实的。” 王业说。

(温才妃)

记者手记

群演身上的灯光

在大家纷纷嚷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大学,有一些课虽然是必修,但绝不会得到学生的重视,绝大多数学生敷衍和应付时,也许没想过讲台上的老师此时是什么心情,比如那些你睡过的音乐课、课本垫成枕头的马列课,还有出了一身臭汗、觉得黏黏糊糊的体育课。在大学里,见到不确定身份的人,喊一声“老师”总没错,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真的拥有讲台,比如操心着一个班大小事务的辅导员。

这些老师和他们出现的场合,早已经融为大学校园的背景色,细心观察一下,他们出现的频次或许还高于许多专业必修课,但他们又似乎总是被遗忘,就如同一场舞台剧里的诸多群众演员。

科研任务、工作量、绩效考核、评职称……这是大学里每一位老师都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但对于这些既“公共”却又“非主流”的老师来说,这话题又着实有些尴尬。一刀切的考评制度对他们来说未免有些冷冰冰,出科研成果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着实苛刻了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已经喊了几十年,早已不是口号,也确实融入了我们的课程设计,马列主义等思政课与辅导员的设置都是为了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但为什么这些设计的完成者们却陷入了靠“良心”和“热爱”支持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一切,制度制定者应当反思,也必须改进。

尊师重道,应该从关注每一个普通教师开始。那些不可或缺的群众演员,也应该是有灯光的。(韩琨)

台禹微制图

《中国科学报》 (2014-09-11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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