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小立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9/4 1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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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重视教学”为何仍是口号

 

■尤小立

最近读了几篇谈论大学教学的论文和文章,总觉得是在隔靴搔痒。或许它们表达的美好愿望多少表明,在大学中尚有“理想主义”存在。可是,愿望一旦变成了“口号”,就容易遮蔽真实的问题。

近些年,有关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强调本科教学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基层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的管理者也纷纷响应,舆论宣传,巨额嘉奖,轰轰烈烈。然而,真正的成效却与热闹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问题究竟何在呢?

就常识而言,自从洪堡将大学定位在“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蔡元培先生语)后,科研与教学就是大学的两个基本维度。两个维度保持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中,这个平衡一向都是动态的,也就是说,科研与教学的占比,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在此消彼长中。近十几年间,教育管理部门过多地偏向于科研,人为地加重一端而轻视另一端,使天平成了跷跷板,重的一头在科研,教学则被举到空中,失去了根基。近几年,他们意识到了问题,又极力地提倡重视教学。然而,所谓积重难返,要想重回教学正轨,期待切实的变化,不仅需要真心地投入,而且要尊重有关大学的常识。

在大学教学的讨论和决策中,不尊重常识而走极端的现象相当明显。比如有人言之凿凿,说大学作为学校就是以教学为主,不从事教学怎么能叫大学?但他们从来不会反过来想,如果只从事教学还能不能叫大学?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成天抓科研的研究型大学,他们衡量教学的指标之一,却是自己的学生“直升”国外著名大学的比例或人数。这是在心甘情愿地扮演留美、留欧预备学校的角色。如果以此标准,那么八十多年前,清华学校也没有必要收归国有,改名国立清华大学了。

另一种情况是将教学与科研完全对立起来。现在看来,这已不再是矫枉过正式的呼吁,而早成了具体的行动。在大学里硬性地划分出“科研为主型”和“教学为主型”两类教师就属于此类。早些年这样的划分还是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对公共课和基础课教师职称评定的照顾性政策,现在则干脆转换成了一种“教学改革”。依此“改革”的规定,“科研为主型”教师可以合法地少上课,因而留出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教学为主型”教师没有科研指标,多承担教学任务也是应该的。表面上看这是各得其所,但由于失去了科研的支撑,教学本身的前沿性、探索性就不复存在,大学课堂变成中学式的纯粹的基础知识传授,科研与教学的有机联系因此被割断。

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大学也在采取措施体现对于教学的重视,但这些措施很多是满足于外在,热衷于形式,是在外在和形式的互动中完成封闭或自足的过程。有些学校的通识课程或核心课程方案的制定,据说是广泛征求了校内多位领导和专家意见,并且由外校专家审订通过的,但从内容上看,却很难见到新意,既不接地气,又缺少国际范儿。整个方案的制定过程与教师、学生更是毫无交集,成了超越师生的“行政改革”。

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热衷的教学评奖似乎更集中地反映出了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目前,大学中的教学评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上报的,一类是校内消化的。向上报的教学奖,因为代表了单位的荣誉,基本原则就是谁最容易获奖就推荐谁。结果就是,国家级教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很少能看到普通教师的身影。另一类纯粹由校内自我设置和自我消化的教学奖正好相反,基本都在实行轮流制,结果是多数有份,人皆欢喜。

关键是评奖标准本身偏重于形式化,比如它规定要编写过教材,于是青年教师失去了机会;规定要获得校级或省级教学奖,于是没有得奖者被排除在外;规定要主持教学改革项目,于是没有职务的教师出局了。更有意思的是,要有“教学论文”,结果写不出学术论文、靠支付版面费发表似是而非的“教学论文”者反而优势明显。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谁真正在乎课堂讲授的能力、效果以及内容本身的好与坏。

“形式大于内容”的方式,姑且可以称为“表演式的改革”,因为它仅仅是在舞台上表现出了改革的动作,离舞台下的实际仍然很远。以教师和学生为教学改革对象,是不可能激发一线普通教师的教学动力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而师生们的教学动力和学习积极性的缺乏,也让类似改革成了“标签”或者“口号”,因而失去了意义。

《中国科学报》 (2014-09-04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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