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的深圳，空气依然燥热，却难敌大一新生们的热情。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新生们拖着大包小包，欣喜地张大眼睛左顾右盼，盘算着自己的新生活。行政楼三楼的校长室，朱清时正忙于交接工作。

9月1日早8点，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在短短的40分钟里，校长朱清时一如既往，坚定地向在座的学生和家长保证：南科大将继续改革之路。也许在座的无人知道，也就是今天，这位近年来中国最富争议的大学校长，因合同到期，明天他就将正式卸任。

“这一个月，我心里头很愉快。”朱清时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对于新校长是谁，朱清时选择保密。

就在前不久，有媒体用“惨胜”来总结朱清时的南科大岁月，朱清时似乎只认同“胜”，“这五年把可能做的事都做成了，唯一遗憾是学校章程没做成。”

无怪乎舆论的关注。自南科大成立以降，首批“教改班”有4人退学，3名港科大教授退出，深圳市公开选拔正局级副校长，招生方案更改为“6+3+1”模式（采用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复试成绩占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这些都与建立南科大的初衷——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背离，“朱清时改革失败”的评论因此尘嚣直上，朱清时自然是不同意的，“都在一点点推进，只是推进速度慢，大家看了觉得不过瘾。”

朱清时并不希望自己是南科大的形象代言人，更希望用一盏灯来形容他的作用。 CFP 资料

给教改方向点亮一盏灯

似乎，从来没有一所高校像南科大一般，在“襁褓”中便备受瞩目与争议。它的每一个脚印都与教改成败相系，牵动着人们关于能否解答“钱学森之问”的焦虑之情。

然而，短短五年何以解开“百年树人”谜题；短短五年要让一所高校从无到有，并成为教改急先锋，是否太过急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业与改革的艰辛如何一言蔽之，并轻言成败？

9月1日，南科大即将结束“朱清时时代”。

当有媒体以“遗憾朱清时”为标题做了报道，朱清时认为这个标题很糟糕，他对此有意见，也很失望。“学生基本上对教学是满意的。（用）遗憾吧，就让别人以为好像是朱清时出了什么大问题。”

虽然多多少少有一些遗憾，比如未能在章程上达成一致，但对于朱清时来说，此时他更多的是欣慰和愉快，因为南科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当初的预期。

从2009年9月朱清时接过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聘书开始，朱清时因南科大成了风云人物，南科大也因朱清时站在风口浪尖。

接受校长一职时，朱清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行政化”，由自己兼任党委书记。他想着能推行在中科大时无法进行的改革，能在南科大得到突破。他的理想，就是行政权力不介入学校管理，校领导不设任何行政级别，靠自身影响力和对社会的贡献，赢得认可。

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对南科大在筹建、转正、招生等一系列事件中的特事特办，都让朱清时感觉到，南科大的改革实践，有戏。

南科大之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就像当年深圳之于中国经济，被寄予厚望。

然而，当首届“教改班”出现4人退学，3名港科大教授出走并提出质疑，深圳公开选拔正局级副校长，更换新党委书记等事情发生时，当南科大在改革实践中不得不做出诸多妥协时，对教改失望已久的人们再一次惋惜，并质疑南科大改革是否就此宣告失败？

新入职南科大的教师陈锐认为学校在朝着目标稳步发展，也相信去行政化和自主招生等改革最终将实现。“学校的氛围还是比较靠近国外高校的。相比其他学校，南科大鼓励学生加入到教授的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即学即用。我很欣喜，在各个岗位上，包括行政、教师、科研、后勤等，都在尽职做好工作。”

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教授也认为南科大的氛围和美国的高校有点像，“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相待的，老师之间的关系很简单。自主招生6+3+1模式很不错，已有不少学校效仿；自授文凭以后会不会有，要看国家政策是否支持；去行政化已经比一般的学校好多了。”该教授告诉澎湃新闻。

朱清时自然是掌握这些来自学校内部的评价的，“尽管都没有最后成功，但做出了很实在的头几步。”而对于自己的评价，他比较认同熊丙奇的一段话：

“朱校长在推进南科大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双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进行了高校改革的雏形。我认为，因为正是借助南科大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在说，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学位，这个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东西，具体化了。所以说本身就是他进入南科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个思路上的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

朱清时并不希望自己是南科大的形象代言人，如果说最初的“高调”是为了让社会知道南科大要做什么、怎么做。在大家知道之后，朱清时宁愿回归“低调”，更希望用一盏灯来形容这样的作用，“就像南科大校徽一样，点亮了一个火炬、一盏灯，影响了很多人的观念，把改革具体化，并都在做，做得还不坏，没有失败，就是很大的成功了。”

学生被认可便是成功

研究这些年关于南科大的媒体报道，我们会发现，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只放在教改成败与否的争论之上，对这所学校的学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少有问津。

聊起学生，朱清时的笑容不再克制，神情也变得柔和了许多。

“今年毕业的恰是南科大首届学生，他们入学在南科大教改的最开始，教学大纲、课程设计还不完善，但那时有很好的老师教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学到课本之外的很多东西。”朱清时对自己的学生充满自信。

2013年11月，南科大学生战胜来自全世界204支队伍，在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国际基因工程大赛上取得一枚金牌；在2014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由南科大3名本科生组成的参赛队荣获国际一等奖……

通常，高校学子参加世界性大赛，都以高年级或者研究生以上同学居多，且由老师组队并训练。在南科大，同学们都是自己报名，并无老师专门指导，即使赛场设在异国，亦自行前往。

朱清时说起这些就很自豪，“我们学校还有几个学生去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今年在保加利亚举行，全世界有600多个大学的学生参加。他们第一次参加，根本没有老师带，我们就资助路费。结果三个人都得奖。这说明我们学生自学能力特强。”

今年7月9日，南科大举行了首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被评定的毕业生只有两人，他们分别收到了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的录取通知，决定提前毕业。

两名学生捧着墨绿封皮、烫金校徽的南科大自授文凭，与朱清时校长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曾被不少媒体刊登，曾挂在南科大官网最醒目的位置。

“学长只有17岁，但是直博牛津，让我们压力很大啊。”首届“教改班”取得的成绩，让下几届的学生也有了动力，2013届学生小敏（化名）告诉澎湃新闻，“以后也希望自己申请上国外高校，继续做研究。”

“我们教改实验班1/3以上的学生，在全世界任何大学，包括哈佛、牛津、麻省理工的本科生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另外剩下的人中至少一半，在国内的高校中也都是很优秀的。即使是最后的这部分人，成绩不是太好，但他们如果毕业，也都会成为社会欢迎的人才。”相比聊自己，朱清时显然更愿意聊学生。

“回过头看，第一届学生的学业最重，所以淘汰率很高，当时有四个学生退学，媒体就抓住了这个来报道，这也很正常。大学要改革，要加大竞争力度，没有淘汰就没有动力，中国的大学教学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严进宽出，进了大学就都躺着等毕业。这样的大学就没有意义了。”

而南科大就是要彻底改变这一点，所以有四个退学很正常，据朱清时透露，这次还有十几个学生可能会延迟毕业。

澎湃新闻发现，在首届“教改班”中，几乎所有学生都选择申请国外高校，继续深造。

朱清时认为这也恰是南科大的成功，“学生通过这几年读书，热爱学习，热爱研究，而不是想去赚钱、工作。”

对话朱清时

“这五年，我们已经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第一届学生中，很多人是冲着您“朱清时”的名字来南科大的，可我这次逛了几天校园，发现不少新生及其家长对您并不太了解，相反都是冲着南科大的名气来的，这个挺有意思。

朱清时：这个转变很重要、很好。一个学校不能跟一个人绑在一起。

澎湃新闻：我和一些家长聊，南科大贯彻了您的很多理念，他们担心新校长接任会不会又重新搞一套模式，或者使南科大倒退？

朱清时：南科大当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我现在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五年，我们已经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就像人一样，基因好，成长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很优秀的人。南科大的基因很好，肯定会发展成一所很优秀的高校。

至于南科大今后是否在体制改革、教改等方面取得预期的目标，还看以后的努力，所以有多种可能。但不管南科大怎么发展，我认为只要加入南科大的学生，南科大的这几年在他们一生中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正在亲身经历中国的这场高教改革实验。

这一千多学生，师生比在7：1左右，所以他们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只要努力，他们会大有收获。

他们唯一的风险就是，别人都会猜测（学校课程是否完善）。因为学校刚成立，教学大纲、课程建设还不完善，这些对一个新成立的学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教育最根本的规律不是教学大纲或课程设计，而是老师和学生的深入交流。如果学生有这么好的老师和研究条件，他们能在大学阶段就从事科研，通过研究学习，他们的创新能力会更强大。

澎湃新闻：现在推行“6+3+1”模式，也有家长提出，南科大以后会不会跻身985、211，不再享有相对特殊的招生模式？

朱清时：我想不用担心。因为关于“6+3+1”的模式，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明确，“6+3+1”就是高考的多次考试、多元选择综合评价模式。

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都开始在做这件事了，这个是中国高教改革、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中国的高考改革一定不会走回头路的。

“最大的遗憾是章程没有写出来”

澎湃新闻：五年对于一所学校、一个校长，是非常短暂的，您倾注了所有的理想和心血在南科大，为何不选择续任？

朱清时：我很清楚五年太短。其实这次不算退休，只是合同到期了。我没有选择，我第一个任期合同是五年，就是（2014年）9月1日，我就到任了。

我今年68岁了，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不符合继任的要求，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要有自知之明。南科大要良性发展，需要一个更有精力、更有朝气、更有改革意识的人。当然我希望他能够比我的声望更高，这样南科大才能上一个新台阶。

澎湃新闻：管理学校是否也跟治理国家一样，关键在于规章制度？

朱清时：关键在规章制度和文化。

如何认识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以数学课为例，多数高校新生入学后就分专业，有的学数学，有的不学，有的即便学，难度也不一样，但在南科大，新生入学后都要上数学课，且难度统一，这样一来，学生今后不论学什么专业，交叉学科的能力都很强。这就是学校制度上的一个成就。

在学校文化上，南科大是教授治校，重大事情都让教授来讨论。教务长、秘书长等校领导也都是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这种文化使得学校行政人员都有一种观念，他们是为教学科研、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这样建立起来后良性发展，学校一定能建好。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想做、还没来得及推行的理念？

朱清时：当然有，就是学校的章程。

章程相当于基本法，但要制定章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难度在于要制定章程，其中的每一条，比如管理体系、管理机制等，都要在学校、深圳市委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形成共识，得各方都同意才行。

南科大现在的这套管理体制是一种创新，每一点都跟现有的其他高校的规章制度有些差别。而取得共识的基础是靠实践成功，可惜南科大建校时间太短，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

澎湃新闻：您觉得这个过程需要多久？记得您曾说，南科大一定会成功，但不一定在您任上。

朱清时：这取决于历史机遇。就以深圳改革开放之初为例，当时做了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比如土地拍卖，那时是违法的，但后来专门成立了法律。南科大的改革就跟这个同样道理，可以先试，但要把它变成书面文件、规章制度和法律，这就需要很长时间，要达成共识，但这也不是终点，像土地拍卖等制度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还在不断修订中。

有人会问，教育改革难道比经济改革还难？教育改革达成共识更不容易，因为教育的效果不像经济的效果那么容易看到。所以我觉得，像经济改革达成共识花了二三十年，教育改革说不定会更长。

“第一届学生被认可，自授学位就成功了”

澎湃新闻：究竟怎么理解高校的自主权？南科大之前在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上的让步，算不算自主权的部分丧失？

朱清时：学校一定要有自主权，自主权最重要的就是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但这个路会很长，其中方方面面的利益错综复杂。

就自主招生和自首学位本身来讲，并不容易做。比如，自主招生怎么做到公平，这需要一些操作办法。比如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学校能公平对待所有孩子？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把社会公平问题解决好，只有先缓一下。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穷困的孩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还是高考，高考可以使学生凭借分数达到或超过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南科大能做的，是我们把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个理念传播出去，这是我们的最大成功。南科大毕竟是一所公立学校，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必须要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如果是马云建的大学，他用自己的钱，爱招谁招谁对吧？

澎湃新闻：有人提出，自授学位在我们这样的大环境中，很难创造一个小环境，让大家认可你。

朱清时：这个看法不对。自授学位比自主招生容易做到，因为这不涉及公平问题。

像南科大教改实验班面临第一大考验就是，我们自授的这个学位社会是否承认。我们改革最大的动力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学校的学生培养好，他们到社会上受欢迎，我们的改革就被承认了。

从目前来看，第一届自授文凭的学生已经开始被社会承认了，这对全社会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引导。对南科大来讲，大家更会努力下功夫把教学、内涵办好，质量提高，只要这一届成功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敢于自授学位。比如如果马云办个私立学校，他考虑自授学位时就会想到南科大自授学位是成功的，自然会少很多顾虑。

我们这届学生实际上是英雄，他们敢接受自授学位的文凭，以后他们出去闯荡，接受社会检验……他们成功了，我们自授学位就成功了。

“南科大文化就是去行政化，由老师学生说了算”

澎湃新闻：记得你说过，当年你来南科大，最大的理想就是去行政化。

朱清时：是的。那时全社会的反应是，很多人觉得不可能，都反对，至少没有哪几个人公开支持的。你看，现在全社会基本上都接受高校要去行政化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把“去行政化”写进去了，虽然没明确提高校，但也是一个很大进步。这里多多少少有南科大的贡献。

南科大在去行政化上，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事情。比如学校内部管理中，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干部，就是系主任、书院院长、副院长、研究中心主任等，都由校长、校务会任命，而全国其他高校都是由党委任命的，我们只有党政干部是由党委任命。这是我们能做的。

另一好处是，这些干部都没有行政级别，他们都是教授，用不着行政级别，不用把他们变成官员。所以，内部的干部管理，我们已经做到去行政化。

澎湃新闻：南科大还有一个理事会制度，这是否也是去行政化的一个方式？

朱清时：这是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一个突破。中国的高校只有南科大，是真正由理事会来治理的。

澎湃新闻：成员都由什么人组成？

朱清时：主要来自南科大、政府、教育界、企业界。有人说其中官员太多了，这个也是改革初期必要的选择。如果我们自己请一些知名人士、专家来组成理事会，作出的决议深圳市政府不认，就都是空的。我们需要市政府的认可，让理事会的决议算数。当然，理事会需要改革，理事会只做理事会的事，逐渐把足够的自主权留给学校。这是理事会制度改革下一步要做的事。

澎湃新闻：所以这五年并不算失败？

朱清时：都没有失败，都是在推进。只不过推进的速度在外界看来，觉得不过瘾。

在中国，一个公办学校要建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制，不可能很快实现，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决定的。

“我把南科大好好交给社会，心里头很愉快”

澎湃新闻：有媒体报道称您在南科大的改革是“惨胜”，您怎么看？

朱清时：这都是为了吸引读者，不过这个标题比之前有媒体用“遗憾朱清时”合理一点，因为说遗憾，别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朱清时出什么大问题了，所以有遗憾了。“惨胜”我的理解是说朱清时付出很多，收获的只略微比付出多那么一点点。

澎湃新闻：撇开旁人的评价，您自己如何评价在南科大的这五年？

朱清时：就拿现在交接工作来讲，其实这一个月我心里头很愉快。

五年过去了，我把南科大好好地交给深圳市，交给全社会。给大家一个答卷，这五年做成这样：已经有了一支很优秀的教师队伍，有一批很优秀的学生，学生、家长、社会对南科大评价都比较高、比较正面，大家都开始认识到南科大的改革……在教改上做的这些努力，尽管还没有最后成功，但有了很实在的开头。

我的自我评价是，这五年我们把可能做的事都做成了。我等待着把南科大移交给新任的校长。

新校长没到位之前，我会留守，作为一个看守校长，继续维持学校的运转，理事会什么时候让我走我就走。

澎湃新闻：卸任后您打算做什么？

朱清时：其实我有很多事情想做。

五年前，深圳市专家遴选委员会把我选出来时，我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做客座研究员。所以当时不来南科大，我也在做很多喜欢的事情，很愉快。

现在正是时候，我继续做我真正觉得很愉快、很想做的事：一个是考古，用科技方法考古；另一个是写科普文章，把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成果，写得让一般人都能看懂。（原标题：最具争议校长朱清时：这五年没有失败，把南科大好好交给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