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计算机：国运与国策

微电子为主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眼看就要到头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一强劲势头没有减退，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些变化

2014年6月下旬，国际TOP500组织公布2014年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来自中国的“天河二号”再次击败美国的“泰坦”，位居榜首，至此达成“三连冠”。

由于超级计算机涉及国防等领域的应用，这一成绩再次引发外媒热议。

所谓超级计算机，也称高性能计算机。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家族是一个以“银河一号”为始祖，包括“银河”、“天河”、“星云”、“神威”等系列产品在内的谱系。

就神秘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中科院院士周兴铭。

周兴铭曾是“银河一号”的主机系统负责人，此后相继以总负责人、总设计师的身份主持了“银河仿真机”、“银河二号”的研制。

此次专访中，他回顾了自“银河一号”开始的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发历程和经验，以及那些当年因此而英年早逝的同事们。

他强调，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未来发展，要综合、协调、高效、务实，不要片面追求某些方面的高指标。作为一种产业，要大力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性能提升100倍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如何起步？

周兴铭：高性能计算机起源于大型计算机。70年代，我国有几家单位研制成功了大型机，主要有北京大学的150机、国防科技大学的151机、电子部15所的DJS机等。151机是为远望号测量船研制的，后来成为“远望一号”的中心计算机。

因为都是在电子部738厂生产，在他们的序列里排序，北京大学的机器是150，国防科技大学是151。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也研制成功大型机，还援助出口给朝鲜等国家。当时大型机的指标是每秒钟计算100万次。

70年代中，国外成功发展超级计算机，在此背景下，慈云桂教授于1977年向国家提出研制每秒计算一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理由是它对国防、产业、技术的发展都很重要。这是性能提升100倍的跨越，是国家行为。

在慈云桂教授的带领下，我们于1976年就开始酝酿超级计算机。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还是下决心做。主管部门是国防科委，当时主任是张爱萍，由副主任张震寰主管。目标是军民两用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当时张爱萍还给我们下了军令状。

1978年5月召开了方案论证会，通过专家评审，开始立项、研究，命名为“785超级计算机”。后来，张爱萍为其命名为“银河”。

最初国家为这项任务安排了2亿元人民币，慈云桂教授带领我们精打细算，只花了5000万元，还包括建科研楼、“银河”机房的费用。1983年“银河一号”做成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银河”研制过程中的特点是什么？

周兴铭：“银河”的研制与之前自力更生的路子有所不同，我们瞄准最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条件，国外没有的或封锁的，我们自主创新，国外有又不限制的就采用“拿来主义”。

直到现在的“天河”系列，都是按这条道路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银河”、“天河”。

5年时间，当时技术骨干月工资只有七八十元，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银河一号”做成后，骨干人员每人发了几百元奖金，最后大家都没要，都捐了出去。

在那些加班的日子，最好的待遇就是每晚12点之后食堂里的免费水饺。吃饺子的待遇一直持续到“银河二号”完成。

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因工作强度大、伙食太差、营养不足、医疗条件落后，“银河”科研团队有一批年轻人因肝炎、癌、肺病等去世，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美国人总是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研发“银河二号”？

周兴铭：“银河二号”非常具有戏剧性。“银河一号”后，国家没有继续部署新的研究计划。1986年，国家气象局给中央写报告，说要做5至7天以上的中长期天气预报，需要10亿次级的计算机做数值计算。

当时他们和美国人谈判时，对方答应卖机器，但是要在机房建监控中心，派美国人监督使用，中国还要花很多钱支付报酬，并提供生活、居住条件。国家气象局出于无奈，向中央提出了购买申请。

我们听说后，联名向中央写信，说我们自己可以做10亿次计算机，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准。这样，国家气象局和我们签订了购机合同，购买经费是3000万元。

但是，当时资金少——远少于“银河一号”，性能要求高——“银河一号”的10倍，技术难度大——元器件水平只比“银河一号”提高4倍，任务艰巨。所以，“银河二号”是做得最艰苦的。

20世纪80年代，航天部的导弹、火箭、卫星等飞行控制系统设计是否达标需要地面计算机模拟，美国首先做成全数字仿真计算机。航天部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国内，希望我们用“银河”的技术，实现与美国仿真计算机相当的功能。于是就有了1982年到1985年研制的“银河仿真机”。

美国原来卖给中国每台机器一百二三十万美元，配置也很低。我们做成后，每台100多万元人民币，配置很高。研制成功后，美国人看到报道，非常惊诧。

而之前在1983年国庆节天安门游行时，圆筒状的“银河一号”模型走过天安门广场，也引起了美国的震惊。他们认为圆筒状说明是抄袭他们的，实际上我们没有他们任何图纸，只是根据他们的广告宣传，学习了圆形连线短的设计思想。“银河一号”许多关键技术是我们自主创新的，美国没有。

还是被外国人赚了很多钱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当前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情况，以及产业化、高精尖发展的两条道路？

周兴铭：经过“银河”问世至今的30年发展历程，现在我国呈现出国防科技大学“银河”“天河”、北京“曙光”“星云”、无锡“神威”三箭齐发的格局。

我们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实现了产业化。高性能计算机普遍使用，动力来源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需求。流体力学计算、天气预报、影视制作、汽车设计、生命科学信息处理、新药研究等重大应用，都需要高性能计算。随着网络快速扩张发展及惠及民众的广泛应用，更多的计算中心、更多的网站需要更多服务器支持，也需要更多的高性能计算机。

国内产业化的标志性事件是成立曙光公司，通过OEM降低了机器的价格，切入市场。另外，华为通过通信系统的销售应用，实际上也成为服务器生产大户。浪潮集团服务器产业化做得也很好。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的服务器产品在国际上占有量很少，国内市场占有率也不高。

对于“普及型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我认为应该是公司主导，由市场竞争去发展。但“高端高性能计算机”应由政府主导。从世界范围看，包括美国在高端机器研制、运行都是政府出资。

高端机器必须高投入地支持研究，但也不能说高端机器就不能产业化。比如我们的“银河”、“天河”系列产品，已卖出50多套，最近两三年就卖出了近20套，销售资金达20亿。主要用户是科研部门、企业、军队。国外来讲，CRAY公司、IBM公司的产业化程度也非常高。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近年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863”计划中的“天河”系列产品的问世，是我国攀上世界高峰的标志性成果。

不过，可以明显看到，我国使用的领域还是比较窄，许多领域的应用软件是从美国买的，美国赚了我们很多钱。在应用上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能只重视研制、装备机器，要大力支持“应用”的开发和广泛的实用，国家“863”计划应该多投些钱。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度的“863”计划，首要提出发展超级计算机，着力发展高效能计算机三期。如何看这个国家计划？

周兴铭：三期的指标是做到“天河二号”的三倍，做好、用好的难度都很大。

目前，国内像“天河”这种“跨跃式”的创新发展不是很多。高性能计算发展如何从大到强，迎接新挑战，攀登新高度，正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所以，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方面，长远规划和可行的长远务实目标，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不管是普及型的还是高端的，我国占世界市场的比例都很小。要想把整体水平提上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注意关键技术的全面协调发展，不要片面追求某些方面某些指标的提高。

其次，要学会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指导的关系。只靠市场，发展难度很大，太强调政府的指导作用，就会影响市场良性发展及与国外的开放合作。

科学家不要误导政治家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你有何总体性的意见和建议？

周兴铭：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装备和使用水平，大体上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相当，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但总体上看，尽管“天河”系列性能做到世界第一，国防科大仍认为有三个没变：首先，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巨大优势地位没有变；其次，美国在超级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上的主导地位没有变；第三，世界各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加大竞争的态势没有变。

关于我国今后在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发展，第一，应该更加注重综合、协调、高效、务实发展，不要因为在某些方面的指标较为突出，就翘尾巴。

第二，要大力发展应用。我国在研制、装备机器方面投入很多钱，但面向各个领域的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大多购自美国，应把相当部分的投入花在应用上，做这种应用软件，必须是既懂得领域计算又懂得高性能机的复合型人才。

“银河二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气象中心从欧洲合作获得气象预报软件，但直接运行不尽如人意。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团队研究改造这个软件，使其计算性能提高了许多倍，比在美国机器上的还要快很多。

第三，我国要慎重研究微电子的发展战略。国内现在投入很大，期盼很高，但没有找到成功的路子，原因在于工艺线和许多知识产权都是国外的，市场与软件是国外产品统治。我国自主开发高性能CPU做了许多年，没有满意的成绩。有的媒体宣传我国做成了“完全自主”的高性能中央处理机，可能会把相关领导给忽悠了，科学家不要去误导政治家。

Intel在2012年初推出22纳米的先进工艺线，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没有新的工艺线跟进。这已经打破了微电子每18个月性能提高一倍成本下降一倍的摩尔定律。

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后摩尔时代”？我认为，以微电子为主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眼看就要到头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强劲势头没有减退。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些变化。（原标题：中国超级计算机：国运与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