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贡晓丽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4-16 9: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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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器官捐献难在何处

 
总结我国器官短缺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三点:移植技术成熟,求远大于供;现有捐献概念框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我国目前尚缺乏脑死亡标准,也没有脑死亡立法,大大降低了器官的可利用率。
 
■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4月初,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运作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正式开通。而就在半个月前,国家卫计委刚刚推出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施予受”。
 
两家器官捐献登记平台的先后上线意味着,中国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捐赠无门”的困境,还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两个公民随时可以在线登记个人身后捐献器官志愿的网络平台。
 
平台的上线,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国捐献器官源匮乏的现状,仍待时日的检验。
 
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这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对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进行统一协调和指导,为解决我国器官短缺而建立社会配套措施迈出的重要一步。
 
传统观念制约?
 
身后要留完整尸体的理念已经不再是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碍因素。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约1万人能获得救命的器官完成移植,重获新生。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匮乏。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临床肝移植、肾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水平已与国际水平接近。”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无锡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介绍说,提高全民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识,制定相应的法规,加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是当务之急。
 
随着医疗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移植技术的进步,对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不断增加,器官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制约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因素有很多,人们曾经认为传统观念会在某些时候构成隐性障碍。
 
“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支持帮助他人、救人的思想和观念,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互相帮助的精神风貌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更加突出。”翟晓梅表示。
 
还有些实证研究证明,身后要留完整尸体的理念已经不再是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碍因素。而缺乏社会配套体系则成为影响器官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体系包括了捐献平台的建立、公开公正的分配体系等制度的建立。
 
须与脑死亡判断脱钩
 
器官移植医师与脑死亡判断脱钩的做法对“死者家属同意捐”有积极的影响。
 
随着生命维持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呼吸机的使用,人们对死亡标准开始重新思考。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与尸体器官的短缺,大大加剧了人们对脑死亡标准确立的迫切需求。
 
“但公众对脑死亡概念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学术界的讨论尚待深入。”翟晓梅补充道,这使得尸体器官来源受到很大限制,大量器官被浪费。
 
在传统上,心、脑、肺三个器官是生命的三个核心器官,其中任何一个器官的死亡都必然会导致其他器官的迅速死亡,最终导致人的全身死亡。
 
但是,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呼吸机的使用,一个人在脑部受损后,依靠ICU的机械装置仍然能够支持心脏功能,维持其躯体的生物活性,这样就把脑功能与心肺功能间密切的联系分离开,把脑死亡与整个机体死亡的必然联系切断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困惑。
 
因此,翟晓梅认为,死亡是医学判断的事实。如果仍然把心肺功能的不可逆停止作为死亡标准是不够充分的,也是不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脑死亡标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死亡标准,脑死亡就等于人体死亡。”
 
但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与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进步条件不同,脑死亡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生命支持技术发展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客观上有利于器官移植,但有利于器官移植并不是脑死亡作为死亡判断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进行脑死亡判断的医生应该是神经科学专业人员,而不是器官移植专业的医生。”翟晓梅解释说。
 
器官捐献在无锡人民医院有一整套的流程。“床位医生知道某位病人已经脑死亡后,会先跟病人家属谈话,询问愿不愿意做器官捐献。如果家属同意,接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与红十字会联系。由红十字会派出鉴定脑死亡的三个专家来鉴定病人是否已经脑死亡,确定是脑死亡以后才可以进一步做器官捐献。”陈静瑜说,“判断脑死亡的过程与移植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的确,很多国家的器官移植实践证明,器官移植医师与脑死亡判断脱钩的做法对‘死者家属同意捐’有积极的影响。”翟晓梅解释说。
 
分配要透明公正
 
希望捐献透明,真正做到捐给急需的人,让生命延续……
 
在自愿捐献器官网站填写信息表达捐献意愿,只是整个捐献流程的初始环节。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初始环节的是潜在捐献者的长远顾虑:我的器官会给谁,谁来把关器官捐献的分配?
 
去年2月,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正式启用。系统设计了完善的评分体系,内置了大量参数,输入供体器官数据,系统会自动生成最合适的受体对象。
 
“这个系统中的信息应严格按照医学标准对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排位,而这些排位必须有案可查。”翟晓梅认为,公平、公正、透明的分配制度,会激发很多人捐献的自愿性。
 
上海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彭志海介绍,当地的肝脏分配就主要根据等待移植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地域就近原则,肾脏分配则要结合配型情况。“此外还设定了儿童优先、捐献者直系家属优先等原则,从而保证了器官分配的公平合理”。
 
而在搜狐网站“你愿意身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吗?”的网络调查中,886人支持“一次捐献也许可以拯救若干生命甚至扭转若干家庭的命运,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有1337名反对者认为:“中国的器官分配机制太乱,谁知道我的器官会不会成为权、钱的交易品?”但更多人表达了中立的观点:希望捐献透明,真正做到捐给急需的人,让生命延续……
 
“目前卫生体制仍存在某些方面的不公平性,这使得器官分配体系的公平性争论更为激烈和尖锐。”翟晓梅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在医疗事业发展中考虑的问题,“但要充分肯定的是,器官捐献平台的建立是整个捐献流程完善的开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中国科学报》 (2014-04-16 第5版 医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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