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6-10 1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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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难就业季”:为什么毕业即失业

 
 
【核心阅读】
 
在2013年大学生临近毕业之际,史上“最难就业季”亦相伴而来。
 
结合我国国情对“就业难”进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教育体制的相对落后、经济结构转型的缓慢、对职业教育的忽视,是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不畅的主要原因。
 
解决就业难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多管齐下促进大学生就业,另一方面,毕业生也应明确定位、调整心态。
 
产业结构失衡,是目前就业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高端服务业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域,是技术无法替代的,而且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人力有着大量的需求。
 
制度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它必然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本报记者 洪蔚
 
今年,699万名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看,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大学生的签约率,目前分别为26%、25%、47%。就业的压力,无疑是2013年夏天的热点问题,数百万没有着落的毕业生,将度过一个忐忑的夏天。如一些专家学者分析的那样,就业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追根溯源来理解、分析并应对”。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以《就业:压力之下,公平更重要!》为题,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根据报道展示的细节,很多应届毕业生,以较低待遇和职位要求,应试数十家企业、单位,却依然没有找到一把“椅子”……
 
教育改革没跟上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从标题上看就凸显了“公平”二字,似乎想为目前的就业难寻找一条缓解压力的途径。而在另一些专家看来,“公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但从目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看,这一说法针对性不强”。
 
2012年底,有统计数字表明,2012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超大学毕业生起薪。一位2011年的毕业生至今工资仍只有2000元左右,仅够养活自己,“不是没找更好工作的想法,问题是,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
 
目前,很多大学生以略高于2000元的月收入挣扎着,而农民工的月收入很多已经达到了五六千元。对此,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总结为:“农民工越来越难招,全国就业新增创新高,但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
 
《扬子晚报》日前发表了署名周建平的文章,从高校教育的角度探讨了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文章称,专业对接性差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大障碍。在大扩招中,不少学校选择办学成本低的专业作为扩大招生的突破口,造成一些专业设置泛滥,有一些专业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需求。
 
正如那位毕业生说的,“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在采访中杨燕绥对记者说:“从教育上看,我们的高等教育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思路,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思维,过度重视名牌大学,重视研究生教育,相比之下高端职业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调,于是一方面产业升级,找不到高端职业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岗位。对此杨燕绥精辟地总结为:“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
 
在杨燕绥看来,名牌大学、研究生教育,在求职上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脱离实际,这些毕业生既没有较高的实际工作技能,也没有创业的能力,“他们一出校门,只是想找把椅子坐下来”,杨燕绥表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失调,反映了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实际”。
 
产业结构失衡
 
今年,我国就业市场遭遇“史上最难就业季”,很多人表示,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点。
 
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把目光投向了产业调整。在分析大学生不敌农民工的原因时,张燕生表示,这是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显现。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时,发表了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即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
 
“产业结构失衡,是目前就业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杨燕绥表示,“解决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的困境,一个更重要的途径,就是改变粗放型的产业结构。”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都是粗放型发展,重视第一第二产业,轻视服务业:有了钱就用来买地、盖高楼、修公路,然而根据就业理论,随着技术水平的增长,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条件必定是下降的,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技术解放了人力。
 
因此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前景是有限的,而对于服务业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高端服务业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域,是技术无法替代的,而且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人力有着大量的需求。”杨燕绥表示。
 
目前,服务业在我国GDP所占的比重只有30%,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应该占到70%才算合理。在杨燕绥看来,目前我国IT、金融、医疗等高端、个性化服务领域,都还远没有成熟。
 
未来,要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就业问题,杨燕绥表示:“需要国家创造就业岗位,特别是在服务业,要从农村到城市打造一条包括IT、金融、医疗、文化等完整的服务链,既可以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也可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就业的制度因素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近几年来,就业正在逐渐取代GDP成为政策最关注的内容。
 
从国际上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就业也是一个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失业”成为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黏性就业理论等。
 
总体来说,西方主流的就业理论,将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以及消费不足。在解决途径上,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然而,从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形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之道,在我国失效了。
 
最近十多年,我国出现一个让人困惑的局面,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很不明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也就是说所谓“奥肯定律”,在中国失效了。毕业生越来越多,岗位却越来越少,据统计,今年的岗位比去年减少了15%。
 
在研究高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原因时,山东学者周青梅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以及有力支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的目标,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导致目标与手段倒置,是中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原因。
 
从统计数字看,在发达国家,员工工资占到了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我国政策规定的数字是14%左右,而从近几年的实际统计数字看,我国企业的员工工资,甚至低于14%的比例。
 
我国的就业理论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国外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探讨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启示时,周青梅认为,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多数西方主流就业理论的前提是“制度是一个既定因素”,没有被当做变量来考虑。
 
实际上,由于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各国选择的制度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差异也无法改变。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制度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它必然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中国科学报》 (2013-06-10 第5版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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