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枫 曹斯 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13-2-25 1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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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曾以为自己感染非典 称病毒或长期存在

 
核心提示
 
非典十年,钟南山是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人物。
 
从全国“两会”上为民鼓呼的“炮手南山”,到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发表“灰霾比非典更可怕,谁都逃不掉”的刺耳直言,今年77岁的钟南山依然活跃在时代的最前沿和媒体的聚光灯下。但在这些光环背后,钟南山承受了多少压力和误解?回顾他人生中最辉煌的这十年,“敢说真话”的钟院士又有什么未曾说出的心里话?
 
蛇年正月初七的傍晚,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办公楼里,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专访,首度向媒体公开他在非典时期“失踪38小时”、病倒休息8天等隐秘往事。
 
很多人看到他的犀利和执着,却鲜知他的宽厚。在采访中,对于当年非典病原体之争,对于曾把发烧的他拒之门外的医院,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揭伤疤”。
 
谈病倒的8天,谈遭遇的争议,谈父亲的鞭策,还有未来十年的梦,说到动情时,他的眼眶都红了,不时揉揉额头。
 
这个卸下光环的钟南山,也许不那么坚强伟大,但更加真实,更加值得尊敬。
 
非典解密
 
●医护人员上门打吊瓶,由于没有地方挂吊瓶,在我家走廊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我爱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
 
●扑杀果子狸行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我不后悔。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吃野生动物本来就破坏自然生态和谐
 
●对于股骨头坏死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做股骨头置换。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失踪38小时:连夜赴香港平息风波
 
南方日报:据近年出版的《钟南山传》披露,抗击非典期间,您曾“失踪”38小时,家人联系不上。这恐怕是最累的吧?过去十年了,这段往事现在可以谈谈了?
 
钟南山:那是一场虚惊。那天晚上我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原来,有消息说香港大学微生物学专家、我的学生管轶,明天有可能要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而病毒标本是我提供的。当时急着要搞清楚病原是什么,而广东的实验室水平还比较弱,香港检测能力强,所以我找了管轶和郑伯健这两位专家帮忙。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假如有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共同协商,而且要通过中国卫生部的同意才能发布。我把这份协议拿了出来。
 
为了解情况,当天晚上,我就乘坐两地车去了香港。我们凌晨3点出发,到香港的时候是清晨6点多,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我一直在管轶楼下等到8点半,才打电话给他。他很意外,说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说好了有结果必须向卫生部报告,等卫生部同意才公布出来,现在还在研究病原呢!我请他和郑伯健陪我回到广州把情况说清楚,于是又乘坐两地车回来,平息了一场“可能的风波”。
 
当时为了保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我,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回头看,我觉得这种粤港合作对重大传染病进行攻关是必须的,也是意义重大的。
 
在家养病8天: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
 
南方日报:这件事之后您就发烧了,在家休息了8天,这也曾是“秘密”,现在可否谈谈?
 
钟南山:当时我左上肺有肺炎,全身没力,还在发烧,我首先考虑自己会不会得了非典,但担心影响医护人员的士气,我不能在自己的医院住院,也不能对外说。后来,我在家休息,由医护人员上门打吊瓶,由于没有地方挂吊瓶,在我家走廊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我爱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这可以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但我爱人一直照顾我,一句话都没说。好在5天后拍片子,肺部的阴影消失了!我又在家休息了3天后回到医院。今年是十周年,我很感慨,我们医院把全院得过非典的医护人员都请来吃年饭。
 
南方日报:很多人只看到您的光环,不知道这些艰苦,您是拿命来赌,喊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钟南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左胸很疼,很虚弱,拿个碗都会往下掉。但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不能出事!
 
我回到医院后,大家对我很支持。我对时任院长叶广春说,现在呼研所碰到枪口上了,敢不敢把别的医院的病人接过来?如果做得好,医院形象大大提升,如果做不好,可能连一般的病人也不敢来看病了。他想了半天,回答说:干吧!
 
果子狸争议:带头建议扑杀不后悔
 
南方日报:2004年初第二波非典疫情初现,是您带头向广东省政府建议扑杀果子狸。现在回头看,是否冤枉了果子狸?
 
钟南山:这个问题尽管现在还有争议,但有一条没推翻,就是果子狸身上有SARS病毒,而且与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高度同源,能和人互相传染。当时管轶他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第二波的4例病人中,就有两个有接触果子狸或吃野生动物的历史。所以,在当时,果子狸是SARS病毒传播的重要中间宿主。我们连同广东CDC的专家当天上午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晚上时任省政府开会研究,当场决定5天扑杀广东境内的果子狸,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至此之后,广东没有再报告非典病例。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持续有研究。果子狸携带病毒有南北差异,长春军事兽医研究所做过研究,发现河北、湖南等地饲养场的果子狸都没有携带SARS病毒,但在汕尾的病毒抗体阳性率是40%,广州增槎野生动物市场的甚至接近80%。而且,和蛇、大鼠相比,果子狸对SARS病毒的易感程度高得多。后来,有研究说蝙蝠也可能是重要的宿主。
 
在当时,采取这个行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我不后悔。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吃野生动物本来就破坏自然生态和谐。有统计称,最近30到40年来,全世界有60%—80%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比如艾滋病是非洲黑猩猩传染过来的。所以,非典之后,广东倡导不吃野生动物,是很正确的。
 
非典后遗症:赞成设立患者关怀基金
 
南方日报:对于非典病人使用皮质激素和出现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问题,一直有争议,您怎么评价?
 
钟南山:关于激素的问题,香港曾有一起官司,有个患者得了SARS被救活,可后来得了股骨头坏死,要告医生。他们请我过去当顾问,我是这样回答的:当时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发现使用激素在抢救重病人时的确有帮助,但使用量过大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可究竟是命重要还是股骨头坏死的问题重要?
 
根据我们的调查,广东的非典病人股骨头坏死发病率很低,只有2.4%,而其他城市个别医院达到30%。这和我们的激素用量有关。我们的用量大概是每公斤体重2到4毫克,最多的每天240毫克。有的医院用量大概是我们的5到10倍。大剂量激素会明显增加股骨头坏死的机会。事实证明,绝不是所有病人一来就要上激素,我们只有一部分病人在用,而且控制剂量。
 
南方日报:最近北京有非典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您是否赞成?
 
钟南山:成立关怀基金我是赞成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回访病人。广东1000多个病人,大概也就20—30个病人得了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看法是,非典本身就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这是一个学术争论,至今还没得到证实。对于这类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做股骨头置换。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非典会否重来:病毒或长期存在
 
南方日报:最近贵州报告禽流感死亡病例、英国发现新SARS病毒,大家都很关注,非典会不会重来?当年来无影去无踪,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一种说法是非典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里偶然混合产生,再传播到人类和自然界?
 
钟南山:这只是一种假说。我们一直没停止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非典过后就曾对广东的部分人群血清进行检测,发现有少数人对SARS病毒抗体呈现弱阳性。他们不是原来登记在册的非典患者,弱阳性说明他们可能原来不知不觉感染了SARS病毒,又不知不觉自愈了。这说明非典病毒在2003年前就可能存在人群中,有点像EB病毒、疱疹病毒一样,只是变异较少、毒性较弱。
 
病毒的未知数太多。非典、人禽流感分别在2003年、1997年才发现,但我估计以前可能就有,只是过去人们得了严重感冒、严重肺炎,治疗不好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到后来我们才开始关注。所以,SARS会不会长期存在,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南方日报:所以,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钟南山:是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有人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反应过度”。当时,对甲流最警惕的地区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受非典影响最大,知道一旦流行对政治经济都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没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的。后来甲流疫情趋稳,是不是我们的积极措施就错了?我不这么认为。对每个可能出现的传染病,我们都要进行积极预防。现在我们有较好的传染病监测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也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肯定不会像当年遇到SARS那样了。
 
十年心路
 
讲真话:真话起码是心里话
 
南方日报:从当年的非典到2009年的甲流,再到目前的灰霾,转眼十年,一个个重大公共事件让您始终站在聚光灯下。一出现涉及医疗和健康的大事件,老百姓和媒体就想听听钟南山怎么说。
 
钟南山:对灰霾的问题,中央电视台记者给我打电话,我在家里连线说了几句。对于这些关乎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我有必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让我欣慰的是,现在国家及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和解决这一污染问题,包括提高油品国标。
 
我很感谢公众和媒体对我的信任。在很多时候,我们专家的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可以与民意互动,影响政府,推动社会进步。比如去年的PM2.5监测和公布问题,我们在全国“两会”上通过媒体呼吁了,广东珠三角率先动起来,后来全国各地也纷纷跟进,比原本2016年公布的计划大大超前。
 
我推崇讲真话,但真话不是真理,真话不一定是对的。但真话起码是心里话。任何一个群体,或者单位、家庭,如果都能够讲真话,一定会是和谐的群体。当然,讲真话要以事实为依据。特别是涉及到人体健康,要非常严肃地对待。
 
谈荣誉:应归于团队每一个人
 
南方日报:这十年来,您的声誉达到顶峰,特别是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兼任会长的惯例,今年又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但您也累坏了,做过一次心脏支架手术,听说手术前还写了遗嘱。
 
钟南山:事业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只是年长几岁,当一个带头人,荣誉应该归于团队的每一个人。我现在的任务是多培养、多帮帮年轻人。
 
很多职务都是有关领导找我谈,让我当的。比如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当时没有先例,其实我不想干,因为当时我心脏有房颤,担心身体受不了,领导专门找我谈,甚至还让我直接去北京工作,不要在广州了,但我不同意,我的根在广东,我始终想当一名医生。
 
我2007年做了一次心脏除颤手术,不能再打篮球。这场病让我对健康和生命的认识更加深刻。我现在常说,事业是一个皮球,掉下去还能弹起来;但健康是一个玻璃球,一掉就碎了。
 
说遗憾:两次谈话被央视删节
 
南方日报:这十年有什么遗憾?
 
钟南山:我本人没有太多的遗憾。但公众、政府部门以至媒体对医务界的一些偏见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能非典一走,汶川地震一过去,医生就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这个队伍是有害群之马,是存在问题,但大部分人是很辛苦地工作,很多问题是体制性问题,不能只怪他们。
 
2003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我时,主持人王志说到对医务人员的看法,我说社会对医务人员是不公平的。有份报纸曾经这样登过,一个版面是描写医务人员如何抢救非典病人,另一版是说他们如何拿回扣,这就好像给你一块糖、再打你一巴掌。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激动,哭了。但真正播出的时候这段全部被删掉了。
 
还有最近中央电视台评选“最美乡村医生”,让我去颁奖,我说了一段话,大家都很敬仰这10个最美乡村医生,但别忘了,他们中有5个有重病,公众、社会是否应该对他们多关心?还有更多的乡村医生,不能光是歌颂,至于怎样帮他们就没下文了。在我看来,他们最需要的不单是敬重和爱戴,更重要的是实质性的支持。结果这段话在播出时全被删掉了。
 
对于这两次被删,我觉得遗憾。媒体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我会继续关注基层医生待遇和灰霾、青少年体质、食品安全等问题,现在还在搜集意见。
 
反思与梦
 
非典遗产:最大改变是更关注民生
 
南方日报:您认为,非典对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非典遗产”中有哪些最值得我们铭记?
 
钟南山:最大的改变,是更关注民生。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民生涵盖教育、健康、住房、科技等各个领域。非典启发了我们,不仅要先让少部分人富起来,最终还是要带动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句话,现在做了前半句,后半句还要进一步努力实现。
 
我们对民生关注还做得不太够,包括对医疗和环保的投入。非典只是突发性传染病,但我们遇到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实有很多。百姓健康不仅与个人生活方式、心理平衡、运动、饮食等有关,还与绿色环境有关,包括空气、水、食物等,样样都值得我们关注。如果等到像洛杉矶和伦敦早年那样,出现毒气,每天很多人死于环境恶化,那就不堪设想了。
 
十年新计:心愿是建立广东呼吸中心
 
南方日报:十年过去了,从非典到灰霾,又来了个呼吸系统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警钟。您的身体还很好,展望下个十年,有什么心愿和计划?
 
钟南山: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把广东呼吸中心建立起来。我们的呼研所专业已经连续3年在全国排第一了,希望能利用这个龙头地位,做好研究而不是扩大病床数量。
 
现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为什么要比心血管等疾病落后?因为这种疾病往往早期没有症状,不容易被重视,如果出现明显症状,就来不及了,就像肺癌、慢阻肺等。应该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在还没出现症状时就开始注意和治疗。我希望与加拿大、日本、丹麦等很多出名的研究所合作,在广东打造国际先进的呼吸中心,一个产学研结合的、临床和基础结合的、具有转化医学特色的中心。这个中心要做的事有三大方面,包括疑难病治疗,全国高级人才培训以及科学研究。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呼吸科医生的心愿。
 
世家期望:希望孙子继续学医
 
南方日报:您的父亲钟世藩教授是中山医学院著名的“八大金刚”(八位一级教授)之一,您可谓出身医学世家,但由于文革影响,下过乡、当过锅炉工,直到43岁才出国留学,可谓大器晚成。十年前的清明节,是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期,您给父母扫墓,转眼十年过去了,又会对父亲说些什么?
 
钟南山:父亲是我一生做人从医的榜样,他的鞭策是我这些年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我现在还会想起父亲晚年捂着一只眼睛伏案写书的情景,他还担心我事业无成,不时问一句:“你今年几岁了?不年轻啦。”父亲很少表扬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导师给大使馆写信肯定我的工作。父亲写信表扬我说,你确实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不行的。他特别不喜欢我做行政。他1987年去世,我1996年评上了院士,晚了几年,很遗憾他没看到。
 
2003年清明节,我站在他们墓前祷告说:“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诲,不违背良知、不说假话!”现在我的儿子也是当医生,最大的孙子16岁,他有意向学医,希望他把这个想法延续下去。
 
【记者手记】卸下光环的钟南山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
 
钟南山太忙了。过年前与他的助理约时间,希望在过年期间抽空采访,一直没答复。初六晚上10点,记者尝试拨打他的手机,拨到第三次,居然通了。他有些疲倦地说,和家人在惠州休息两天,明天回来再约。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接到电话,约定下午5时到办公室采访,一口气谈了快两个小时。这是他的风格——重承诺、执行快。
 
钟南山也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他多次向学校要求卸任呼研所所长,但就是不被采纳;他去年在全国“两会”上还跟我谈起当了15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应该可以退下来,专心搞点科研、带带年轻人,没想到今年又被选上当代表了。
 
很多人看到他的犀利和执着,却鲜知他的宽厚。在采访中,对于当年非典病原体之争,对于曾把发烧的他拒之门外的医院,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揭伤疤”。
 
谈病倒的8天,谈遭遇的争议,谈父亲的鞭策,还有未来十年的梦,说到动情时,他的眼眶都红了,不时揉揉额头。
 
这个卸下光环的钟南山,也许不那么坚强伟大,但更加真实,更加值得尊敬。(原标题:钟南山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 回顾非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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