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爱民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11-29 9: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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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国院士:“水稻候鸟” 情系农民

 
秋风乍起,他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五指山下的海南;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本报记者 孙爱民
 
今年7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顶着酷暑深入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验基地考察。
 
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前,习近平先后察看了珞优8号、珞优10号、两优234等品种,并走上田埂,在稻田里拔起禾苗察看分蘖情况。
 
“什么时候能够收割?耕作的机械化程度怎么样?农民是不是喜欢用秧盘?”
 
面对习近平的关切询问,一名头发花白的老科学家一一应答。
 
临别前,习近平握着这位科学家的手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作出的贡献,希望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这位科学家便是著名的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
 
三座大山
 
1959年夏天,从湖北罗田山里到团风码头的山路上,一老一少父子俩挑着简单的行李行走如飞。在步行了九十多公里后,父子两人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这对父子,正是朱英国和他的父亲,那时的朱英国才20岁。
 
这是朱英国第一次走出大别山,他的目的地是珞珈山。
 
高考前夕,朱英国静静地站在罗田一中的后山顶上,遥望江南,仰望星空,默默地许下一个心愿——考进武大。能进入武汉大学深造,是青年时期朱英国的唯一梦想。
 
梦想遥不可及,甚至于非常模糊。当时的朱英国只是听说武大是一所名校,但压根就不知道武汉在哪里。
 
“为此,我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
 
1959年,朱英国如愿考上了武汉大学,第一次走进珞珈山。
 
在武大,朱英国梦想的种子开始生根、萌芽。
 
“学生时代,我聆听过高尚荫、孙祥钟等老师的讲座和讲课,他们的科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回忆起学生时代,朱英国总是满怀憧憬。
 
1964年,朱英国参加了汪向明教授领导的水稻生育期遗传教育部重点科研组,开始水稻遗传研究。
 
这次初试水稻研究工作,也开启了朱英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
 
秋风乍起,朱英国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五指山下的海南;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就这样,从1972年起,朱英国便开始了“水稻候鸟”的生涯,追逐田野的春天。
 
在回忆五十多年的学习、工作历程时,朱英国对他越过的“三座大山”充满着感情:“屈指一算,从大别山走进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我用了54年的时光。感谢生命中的这‘三座大山’,承载并成就了我年轻时的梦想。”
 
楚国种,天下用
 
谁来养活中国人?上世纪后半期,西方曾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杂交水稻在中国普及了,中国响亮地告诉世界:我们不仅养活了自己,还为世界作出了贡献。这嘹亮的呼喊中,也有朱英国的声音。
 
从1972年起,朱英国和武汉大学生科院科研人员尝试利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稻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新稻种与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梦想没有停止,科研仍在进行。
 
在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过程中,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经过多年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朱英国终于在1984年3月发现了农家品种马尾粘中的一棵不育株。
 
经过三年反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
 
“马协A”的问世,拓宽了当时杂交育种的理论视野。
 
在雄性不育和杂种优势的基础研究中,朱英国将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利用分子标记、差异显示、图位克隆等技术研究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分子机理,揭示了“红莲型”雄性不育由两对独立的恢复基因所控制,其中之一已经被图位克隆,另一个也已被精密定位。
 
凭借“红莲型”和“马协型”两项不育系科研成果,朱英国先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002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朱英国说。
 
50多年来,朱英国抱定对“种子效应”的信念,率领研究团队不断进行水稻育种材料源头创新,培育和选用杂交水稻新品种,成功地选育出优质的红莲型不育系珞红3A和红莲型杂交稻组合红莲优6号、珞优8号和粤优9号等优质组合。
 
朱英国告诉记者,目前,红莲型杂交稻累计推广已经超过了1亿亩,湖北省农业厅已将珞优8号列入全省水稻主推新品种,还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推广种植,红莲型杂交稻成功走向全国。
 
红莲型杂交稻正进入国际市场。在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莫桑比克等国试种中,红莲型杂交稻比当地品种增产20%至50%。
 
“楚国种,天下用”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与蚊虫为伴
 
水稻研究既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又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朱英国来说,在实现梦想的宏伟目标面前,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
 
从1972年起,朱英国每年都要南下海南岛,开展课题研究。五十多年来,朱英国一直像农民那样坚持到田间第一线。
 
他和同事们通常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连电灯都没有。
 
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砍柴做饭。由于他们的供应关系不在当地,在购物受到计划限制的年代,粮油等许多必需品无法买到,至于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
 
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还遭受着蚊虫毒蛇的威胁。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海南有三怪:三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蚂蟥当腰带。”朱英国工作环境的艰苦可见一斑。
 
“为了呵护精心培育出的禾苗,我们时常要与毒蛇、田鼠激战,与疾病、寂寞抗争。”朱英国告诉记者。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育种却来不得半点马虎。一过年,朱英国就赶往海南。数千个套袋、一千多个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出6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
 
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十多个穗。到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整理好的种子再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谈起1975年的那次“险境”,朱英国仍然记忆犹新——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几天,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种,顾不上晒,就日夜兼程赶回湖北,两天两夜后抵达湛江,稻种已开始发热,更麻烦的是,匆忙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当时朱英国等人全身脏黑,眼窝深陷,疲惫而焦躁,如果再耽搁半天不能上火车,几年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他们一边在火车站现场晒谷,一边由朱英国出面再次恳求湛江站负责人。
 
说着说着二人争执起来,朱英国突然一下倒在湛江站负责人对面的椅子上——又累又饿又急又气,他竟昏了过去。铁面无私的车站负责人终于被他感动,破例放行。
 
情系农民
 
“我对农村和乡亲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大别山跳出,跃进“龙门”的朱英国,最终又走回了“农门”。
 
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是朱英国的理想,他甚至在大三分专业时,放弃了热门的微生物专业,选择了植物遗传专业,一个不得不与农作物打交道的专业。
 
“龙门”变成了“农门”,朱英国却义无反顾。
 
海南南繁育种基地,仍是朱英国每年的必到之处。他说:“条件改善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工作决定了我们既要动脑,也要动手,必须到田间去。”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工作也和田地打一辈子交道,朱英国因此被誉为“泥腿子院士”。如今,朱院士仍然谦虚地自称,他只是个普通的农村人,“更需要兢兢业业地工作”。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如何既提高产量又能提高稻米的品质,还能保证我国粮食的安全性,成了水稻专家们的关注焦点。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种植水稻品种4.6万余个,现在只种植1000余个,其中面积10万亩以上的仅322个,并且大都是育成品种和杂交种,几乎不再种植原来的老品种。”朱英国说,“作物品种单一和遗传基础狭窄导致人们利用作物的种类逐渐减少。”
 
”红莲系“逐渐进入专家们的视线,而如何将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老百姓生活上实实在在的变化,成了朱英国思考的问题。
 
“进入市场,关键就是要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产业化,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亟待发掘!”朱英国说。
 
“荣誉都是身外之物,关键是我们是不是为社会、为农民兄弟们做了真正有益的事情。”朱英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么淳朴、善良,只要你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你。”
 
上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
 
唯一不同的是,他每年拥有三个春天,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赶往海南,追寻春天的脚步。 (原标题《“水稻候鸟”朱英国》)
 
《中国科学报》 (2013-11-29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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