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学超 来源:山东商报 发布时间:2012-5-28 8: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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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教师以不同方式远离高校现行体制
一个不再申报课题,一个拒评教授,一个辞任院长

李开盛

谌洪果

徐斌
 
挣扎在“象牙塔”内,很多高校教师感到身心俱疲。项目、课题、考评、指标、论文、职称,几近构成了“卧龙岗上的散淡人”生活的全部。因为这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平台、荣誉、资源。
 
拼命争夺的,甚至为此大打出手;手握资源的,则可张狂到开房收礼,且过期不候。
 
然而,终归有些人是不愿为此诱惑,更确切地说是不愿为此折磨的。
 
累了、烦了之后,他们决定“不玩了”。
 
他们公开说:不。
 
这声音虽不振聋发聩,却宛如春夜暗雷,带来一丝光亮。
 
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
 
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
 
李开盛:
 
作为见证者,无法保持永远的缄默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选择在2012年的第一天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李开盛曾为申报课题苦恼不已。
 
虽然还不到幕后运作,四处求人与打点的地步,却也曾琢磨过哪些课题才能得到评委的垂青,在申报书的字里行间措辞谨慎。
 
“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无法再申报职称,而我目前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仍然无法在这个学术体制中获得必要的地位,而我还必须得继续在这个体制中混饭吃。我不是圣人,虽然尽量淡泊名利,但不可能没有一点七情六欲。”
 
这让他“丧失了自由研究、自由思想的空间与勇气”。
 
他并不回避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出版提供路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
 
“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路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少有机会享受到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研究课题,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投入,决定了社科课题多限于为政府服务的领域,科研自主性被大大压缩。
 
另外,由于硬性评价指标的存在,课题的级别和数量而非内容和质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科和高校的追求目标,“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地‘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地缺氧,最终被窒息。”
 
作为高校教师、问题的见证者,同时自认是“一个探索心灵与学术自由的人,一个希望社会有所进步的公民”,李开盛说自己“无法对此保持永远的缄默。”
 
“中国人其实最缺的不是反思,不是批判,而是与自己反思与批判的那些问题保持距离,或是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下进行切实的行动。我们愿意进步,但希望进步最好在不触动自己的利益下实现。我们愿意改革,但总希望改革最好由别人来动手完成。”
 
“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
 
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在自己已走过一生的一半之际,静下心来看几本自己真正想看的书,写几篇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
 
“这些东西要比教授职称、比课题带来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更加重要。”
 
李开盛的这则公开声明引来数千点击。
 
“猛然发现大学里还是存在有骨气的老师。”一位自称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网友评论说。
 
谌洪果:
 
风雨飘摇的日子,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
 
4月23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事林莉红挥拳相向。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林恰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数日之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公开了自己不参评教授的决定。
 
2006年,师从贺卫方的谌洪果博士毕业,赴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当年,他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要按中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我再稍微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并非难事。”
 
但时至同批进校的年轻教师都坐上了正教授的位子,谌洪果却依旧原地踏步。
 
谌称,早在2007年底“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武大教授打人事件,不过为自己公开表达看法提供了契机。
 
“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是谌洪果做出决定的最直接理由。他担心,现行的评审体制会吞噬自己“残存的”治学能力和独立精神。
 
尽管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谌洪果并不愿为核心期刊、国家课题、体制内奖项等标准所量化。在他看来,这些外在标准与学术水准并无太多关联,反而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学术生命。
 
“一方面,它是一种功利机制,视治学如生产,使年轻学者生存压力巨大,无法把才华和知识用在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关怀上;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惰性机制,使那些在其中顺风顺水的学者安享于所取得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不再把心思用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上。”
 
他因此拒绝了校长的好意: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校长建议他先在体制内有所建树,而后借助更高的平台实现更多的改变。
 
“可是,现实却很奇怪,如果每个在这种机制内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如果’获得了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会,那中国大学的学风、精神和学术产出,早就应该焕然一新了,为什么我所见的情况却完全并非如此呢?”
 
在他看来,做学问与评教授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这样的判断,让谌洪果决心“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抛弃这一切的虚饰和装潢”。惟有这样“才能更加敬业,正视生命中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正视你活在这个世间的责任和价值。”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公开声明的最后,严谨的法学学者露出一丝难得的浪漫。
 
徐斌:
 
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4月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开始在网络热传。他给自己的演说取名《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在这段获评“有愤怒却不失理智,有妥协仍不忘坚守”的内心独白里徐斌说。
 
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在校领导的动员下,学者徐斌走上院长岗位。三年任期满后,因为“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他获得连任。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徐斌说,自己置身其中,越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
 
他将自己在任六年半来的最大体会概括为: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穷于应付各种指标;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
 
“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担待社会责任。”
 
他坦言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做与说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与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在这种体制中,徐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他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
 
高校现行体制对科研的干扰与附加同样让徐斌痛心不已。在他看来,研究从起点上就被渗入功利因素,研究被严重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
 
“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徐斌在演说中直抒胸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上任时,徐斌带着杨绛翻译的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而来,“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徐斌说,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以后和大家在一起的将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
 
徐斌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时隔数月后,在微博上看到了徐斌演说稿。
 
“我想他的悲鸣不是在批判一个大学,而是思考和呼唤中国的学术和良知的回归。 只有告别才有真演说,这是一种怎样悲哀的现实?”陈有西说。
 
“当下中国,无权者展现出明显的真话情结,真话难觅,不仅在于说话者缺乏勇气,还因为说真话的人知音太少。”数日后,出现在媒体上的一篇评论似与陈有西之问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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