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建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2-3-19 12: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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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出版: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

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鱼龙混杂。出版社出书“不差钱”,想出书的人也“不差钱”,但出版的相当数量学术著作却“差了学术”。胡远嘉/CFP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出版繁荣、学术繁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不是虚的,要靠一套一套的丛书,一本一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去支撑。要把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作为出版界落实中央部署、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的一个具体举措,作为出版社安身立命乃至于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基础性重要工作去做。胡绳同志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多次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在某高校的一个会议上,两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教授见面了,之间有一段对话。一个说:“现在的学术出版物,90%都是不用看的。”另一个迟疑了一下说:“哦,60%,60%吧。”前者说:“那是因为你是图书馆馆长,作为馆长,你不能说我只买10%的书,你要买40%的书。而我是看书的人,而且我管研究院,要为研究院买书,我只买10%的书。”
 
无论是一九开还是四六开,“学术著作出版让人感到失望”的情绪,当下正在学界、出版界弥漫。“我们出的相当一部分所谓学术著作,说实话,都是我们不想出的,但因为它带着补贴,还是出了。何况,你不要这书稿,有的社要,钱让人家挣去了。作为企业,无奈呀!”一位社长感叹。
 
“不是出书难,而是学术著作出版这件事很难!”一位出版社总编辑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在出版社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是抬抬手,让水平较差却带着钱的选题入选,还是坚守质量标准,不被人情、关系、经济利益左右,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门槛低了,乱象丛生,有的出版社沦为“二流堂”、“三流社”
 
曾经,学术著作出版确实难。大多数学术著作印数少,又受图书低定价限制,出版后几乎没有利润。但学术出版体现了出版的深度和厚重度,是一个出版社担当社会责任和塑造品牌的必然选择。所以,尽管学术著作出版要用自己的利润来补贴,一些出版社还是优中选优,始终坚持追求。有的出版社、集团还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如“重庆出版集团(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泰山出版基金”等等。这样一来,在“钱紧”的那些年,还确实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本世纪初。
 
如今不同了。随着国家对科技、文化、教育的空前重视,学术活动的日益活跃,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加大了对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客观而言,近年来,优秀的原创的学术著作还是不少的。对于优秀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依然趋之若鹜。“常常是商务、中华、北大、三联……我们好几家出版社去争夺一部书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坦言。
 
但这种现象毕竟不太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位学者要出书,只要带着出版补贴,在一些出版社那儿,就“出书全不费工夫”了。于是,学术著作出版鱼龙混杂,结果是出版社出书“不差钱”,想出书的人也“不差钱”,但出版的学术著作却“差了学术”。
 
对当前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现状,比较主流的评价是:层次较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学术出版在中国出版产业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学术著作中,对整个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对某一学术问题具有突破意义、带动学科发展的,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著作,就整体而言,还属于凤毛麟角。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芜对当前学术著作出版中的问题作了概括:迎合并取悦大众阅读的关涉学术的各种演义戏说喧嚣上市,导致学术失信和误导读者;学术研究和写作方面,缺乏实用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及论文并不乏见,学术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时有发生,学术出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哲社室主任李霞进一步指出:学术著作出版的问题还表现为出版体例不规范,学术著作浅俗化、肢解化,有的学术著作论述缺乏基本学术思维,对学界和社会造成很坏影响。另外,一些依托学位论文、课题为原本的书,没有进行书籍形态的转换,比较粗糙。
 
对当下的学术著作出版,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的表述是“情况堪忧”。他说,多年来,学术著作出版原创不足,有创见的更少;年轻一代学者还跟不上来;国外学术著作翻译的译文质量有待提高;类别分布不均等问题相当普遍,甚至呈现积重难返之势。
 
乱象纷繁,一言以蔽之:有“钱”开路,出版社选择选题时,学术水平的“门槛”低了,一些本来在学术出版中有所建树的出版社,如今也成了“二流堂”、“三流社”。
 
评价体系的问题,助长了学术、出版的粗制滥造
 
造成学术著作出版乱象的原因,不能笼统地归咎于浮躁的社会大环境。受访者批评的矛头,首指当下学术、出版评价体系中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社会转型期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学术研究也不能独善其身。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存在问题,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研究人员争取项目时花费精力大,拿到项目后下的工夫少,导致不少论著“水分”大,缺乏含金量和独创性。出版社的考核也存在重量不重质的取向,经济效益指标和发稿量指标,相较于书稿质量指标权重更大,导致片面追求市场效应,放弃对学术著作严谨、创新的追求,从而降低了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指出,当下,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已经偏离了对内容的审查和评价,更多地关注数量。他指出,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出版处在出版业高端,是一个民族的精英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成果、思想文化的贡献,这一类著作的出版,在学界和出版界都应有严格的评价和遴选机制。在科研经费不充足、出版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对学术著作选题的评价和遴选还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出版的门槛并不低。现在,这两个机制的功能被弱化了,这既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制度设计的原因。
 
同时,严肃的学术批评日趋式微,“相互提携”之风盛行,导致学术界自清自律能力严重下降,也为学术著作出版乱象推波助澜,招致有识之士的激烈批评。
 
站在学术著作出版之外的刘苏里,多年来与学术著作“亲密接触”,他的批评一针见血:造成“乱象”的原因还用说吗?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习气在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上的反映而已,是劣币驱除良币、不奖励优异制度设计社会状态的缩影,是蔑视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
 
借鉴他山之石,建立奖惩制度,把一流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学术著作
 
社长、总编辑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外学术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专业化和高品质是西方学术出版的基本取向,不少出版社都有相当严格的评审制度,他们依托大学,由业内专业研究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很多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往往有大学和基金会的资助。学术著作出版集中在一些优秀的品牌出版社、大型的学术出版机构。一些出版社规模虽然小,但是在某一类学术出版上却是大名鼎鼎。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更是建树颇丰。
 
贺耀敏指出,“国外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是以学术著作出版安身立命的,像麦格劳希尔、艾思维尔,以及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圣智集团,它以出版专业参考书为自豪。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年出书不到100种,但它的图书品质相当好。”
 
参观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刘苏里,也走访过美国最著名的书店,他的观感是:学术思想类图书分类之详尽、涉题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专家学者们对改变目前学术著作出版状况发表了意见。最集中的意见是,从基础做起,从国家层面改革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营造重视学术写作和出版的良好氛围。
 
其次,制定相关的财税政策,加大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出版的力度。出版社也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学术出版激励政策。
 
第三,要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科学管理,改变出版补贴、资助办法。有学者建议,科研经费的使用应强化科学管理,用于出版补贴,应有学术共同体的推荐,以确保选题具有出版价值。同时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的办法,即学术著作出版后,获得学术界优秀评价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得到追加补贴;如果评价不高,甚至获得一致批评,则应该收回补贴,甚至处罚。出精品书可以名利双收,出劣质书就声名狼藉,这对出版社是一个很好的导向。
 
第四,增强学术著作出版精品意识。顾青认为学术著作坚持出精品,优秀出版社应有更多担当与自觉。要把一流的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的学术著作,通过吸纳一流学术成果,形成出版社自身的品牌,担当起时代文化思想积累的责任。
 
第五,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刘苏里认为,眼下能做的,是建立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建立对抄袭者实施严厉处罚的制度,是建立公开、权威的此类图书评价、奖励制度。有业内人士认为,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是个好办法,为加大落实力度,不妨作为一项奖惩制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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