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思玮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2-15 1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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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科研遮望眼:如何从实验室走到健身房

 
深夜,身患感冒仍在发烧的王然博士正在做蛋白酶切实验。成洁摄
 
周而复始,三点一线的科研生活似乎有些枯燥,但仍有众多的科研人员执著地坚守着。在他们忙碌的身影背后,是对科学的敬畏与信仰。但却不知道身体透支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运动,遥不可及?
 
大雪节气过后,北京的气温急剧下降,零下5摄氏度左右的干冷天气或多或少地让人萌生些懒意,尤其在黎明破晓的时刻,更不愿意从暖和的被窝钻出来,甚至能多躺一分钟,绝对不早起60秒。
 
但这两天,叶枫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凌晨4~5点就“爬”起来,因为颈椎实在疼痛难忍,“再不看,我就得挂了”。
 
2009年,叶枫从北京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后,有幸成为了中科院某研究所一名助研,两年多的科研工作几乎全部被申请基金、做项目、搞实验、开组会、查文献所占据。
 
“除了睡觉,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泡着,包括周末。”叶枫说,有时候她会“期待”一场病,这样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
 
不过,真正等到“梦想成真”的时候,她却有些失望,“没想到就医看病会如此折腾”。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她已经去医院挂了一次专家号,但无功而返。
 
“所以今天只能再早起一个小时,4点半就起床。”但令叶枫没有想到的是,专家号还是“售罄”,无奈她只好挂个普通号。
 
经过就诊、拍片等一系列环节,最终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她才得到医生的诊断:颈椎病,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膏药、喷剂只是局部缓解,要想彻底治愈,必须加强运动,锻炼颈背部肌肉。
 
“运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叶枫竟然愣了一下。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地去锻炼身体了,运动似乎并不在她生活的“主干线”上。
 
上学的时候,叶枫偶尔还会去学校的操场上跑跑步,“不仅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还能释放紧张学习带来的压力”。
 
可自从正式参加工作之后,她每天最大的运动就是走路。“从家走到地铁,然后下地铁走到单位,还有就是楼上楼下跑着做实验。”
 
“是不想运动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叶枫笑了笑,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反问道:“每天累得半死,你还有精力去跑跑步吗?!”
 
当然,叶枫心里也知道身体锻炼的重要性,但繁重的科研压力,让她根本无暇抽出时间去锻炼。“感觉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每周,她所在的课题组都要求每个人进行工作汇报。“看着别人实验有新的成果,而你却两手空空,面子上也过不去。” 叶枫笑着说。
 
“有时候,她甚至连吃饭都在实验室解决,挤出去食堂吃饭的时间,给科研‘让路’。”叶枫的同事小董私下里告诉记者,叶枫的性格天生好强,科研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经常被同事们称为“工作疯”。
 
“真的不知道,等组建家庭之后,我的生活是否会有所改变。”叶枫现在仍是单身,虽然也经别人介绍谈过几个朋友,但因为有限的“约会”次数,让男孩们有些“望而却步”。
 
叶枫只是国内众多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但超负荷的科研工作量,的确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有些“吃不消”。
 
2008年,中国科协开展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显示:3万多名受访对象中,40.8%的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慢性病,其中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接下来依次是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肝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肺病和癌症。而每3个科技工作者中,就至少有一人存在一种亚健康症状。
 
“我们总是习惯用年轻时候的身体资本去换成果、评职称、发SCI,结果却不成想在名利双收的时候,身体支撑不住倒下了。”叶枫感慨道。
 
的确,国内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5年间有134名专家、学者去世,平均年龄53.3岁。这与他们长期以来体力的透支大有密切关系,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往往身兼数职,白天忙行政,晚上搞科研,长期得不到身体休息和心理释放。
 
比如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力学家卓克聪等都在50岁左右,人生正处于最佳阶段,撒手人寰。
 
如果说让科研人员从实验室走到健身房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那么每周有规律的运动应该不会给科研人员造成“过重的负担”。
 
不畏科研遮望眼
 
相比“叶枫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穆弘的科研生活却是“有滋有味”。她也是记者在长达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唯一一个特例。
 
在学校旁边不远的一个连锁健身房,记者初次见到穆弘的时候,还以为她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大大的眼睛、高挑的身材、披肩的长发、一身运动服装,没想到她已经是一名“80后”的博士后。
 
因健身房健美操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课程,本来约好晚上7点的采访提前一个小时。还没有等记者开口提问,穆弘首先“先发制人”。
 
“听同事说,你是过来采访我们青年科研人员锻炼身体的情况,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运动,我属于例外。”
 
每周至少3次健身,每次至少1小时。这是穆弘给自己制定的运动方案,最为可贵的是,她已经坚持了3年的时间。
 
“有时候等待实验的过程,就可以先去健身房跑跑步、跳跳操,等回来了,实验也结束了,刚好可以记录下结果。”穆弘觉得,实验永远是做不完的,但还是能挤出时间去锻炼身体。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去健身房,穆弘也会在实验室的走廊外面压压腿、扭扭腰。“你想运动,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运动。”
 
谈到缘何这么喜欢运动,穆弘告诉记者,这可能与家庭教育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爸爸就经常带她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跑步、打乒乓球、跳拉丁舞……
 
那会不会因此影响到科研工作呢?面对记者的提问,穆弘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效率地在实验室待一天,还不如高效地待上一个小时。
 
而高效的办法对于穆弘来说,就是运动。
 
“远动起来,不仅可以缓解科研上的压力,还能让你暂时地转移视线,换一种心情。”很多时候,在科研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穆弘除了查文献,请教老师同事,还会去健身房“兜”一圈。她觉得,这样可以得到很多科研上的灵感。
 
其实,当初穆弘也试图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感染周围的同事,“有些人刚开始都禁不住我的‘撺掇’,和我一起办卡去运动,因为毕竟身体是自己的,他们也想活得健康”。
 
但结果却是,多数都“半途夭折”,或是因为家庭原因,或是因为工作太忙。
 
穆弘说,她不能确定在生小孩之后,还会不会坚持运动,但她还是尽量争取坚持下去。她始终认为,没有好的身体作保障,难以成就科研的梦想。
 
当然,也并不是说,不运动就一定会影响身体健康与科研能力。
 
“只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从年轻的时候做起,锻炼身体、强壮体魄,这样才能更长久地发挥科研工作者的‘光和热’。” 穆弘表示。
 
但事实上,对于暂时处在“健康状态”的人来说,又有几个人会重视身体健康呢?
 
“也许只有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越发懂得珍惜。”穆弘说,她刚来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教授,因高强度的工作意外猝死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再次加深了穆弘锻炼身体的“欲望”。
 
在同事的眼中,穆弘俨然成为了“运动达人”。
 
“但如果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肯定有忙不完的事情,即便是想锻炼身体,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穆弘的同事蔡猛告诉记者,他每天8点准时到实验室,中午去食堂吃饭后,没有休息继续做实验,忙到晚上至少6点之后才可能离开实验室。
 
而到家之后,蔡猛还得辅导孩子的功课,之后又得打开电脑查资料,为明天的实验作准备。“也许科研路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别无选择。”
 
或许,周而复始,三点一线的科研生活似乎有些枯燥,但仍有众多的科研人员执著地坚守着。在他们忙碌的身影背后,是对科学的一种敬畏与信仰。但却不知道,这种以身体透支为代价的工作,值不值得。
 
《中国科学报》 (2012-12-15 第5版 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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