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玮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时间:2011-8-12 14: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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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院士侯仁之:期待“冷”学科后继有人
曾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创立了新学科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侯仁之说。
 
侯仁之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祖籍山东。1911年12月出生于河北枣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历任系主任兼校副教务长、城市和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及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
 
通过一位建筑大师的引荐,笔者终于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大师侯仁之先生联系上了。于是,怀揣敬仰,开始走近这位名震中外的百岁院士。
 
燕园是我事业孕育的摇篮
 
侯仁之,是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侯仁之初入学的第一印象,他至今难忘。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顾颉刚教授也是侯仁之有幸受教的一位“启蒙”老师,“我留校做研究生,兼任顾老师的助手。”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一门“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隔周带学生到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
 
创立一个新学科
 
不久,洪煨莲教授发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于是,推荐侯仁之到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侯仁之从利物浦大学的达比教授那里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历史地理学”。达比教授充分讲述了“今天的地理,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主持的复校委员会。
 
侯仁之坚持不懈从事科学研究的志愿,终于为他带来一个开辟视野、深入学习的好机会。“1946年8月,我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受教于达比教授,在理论与方法论上获益甚多,并且得以日后直接运用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3年后,侯仁之学业终有所成,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启程,乘船漂洋过海回国。
 
回国后,侯仁之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北京组建都市计划委员会,侯仁之被出任副主任委员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邀聘为委员。当时,梁思成正在筹划如何改造建设北京城,他请侯仁之负责海淀地区的史地考察,为在海淀附近开设首都文教区作准备,并于1950年邀聘侯仁之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结合首都文教区的规划,侯仁之完成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在论文中他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正是在这项研究成果的指导下,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开始发展起来。同时,他又结合教学向国家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
 
累累硕果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饱受苦难的侯仁之,又得以继续进行西北沙区的考察研究。这时期,侯仁之奔波于沙区,不只调查自然地理过程,还十分注意考古文化、古城堡遗址等,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其累累硕果,至今不失科学光辉。
 
随后,侯仁之又进一步深入北京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为城市规划建设继续提供必要的参考,还组织力量于1986年完成了他计划已久的《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出版工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4年,侯仁之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事科学研究,在夫人的协助下完成了极为重要的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在该校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保护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开会时,侯仁之作为政协委员正式提出提案,认为我国政府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并同其他3位政协委员共同签名,得到我国政府批准。现在我国得以列入该公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已有近30处,并且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通告上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年,对侯仁之来讲,可谓双喜临门——12月,他获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乔治-戴维森勋章)”。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美国地理学会于1946年设立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用于奖励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2001年10月,又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奖。
 
期待“冷”学科后继有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侯仁之几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北京城。“经世致用”或谓“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学研究的真谛。北京修建西客站,最初选址时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没有居民搬迁的问题,可以很快动工。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蓟城,它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
 
侯仁之反复建议将莲花池保留下来。最后,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在莲花池东北岸将西客站建设起来,成为首都的新大门。此后,北京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极大的热情呼吁恢复莲花池昔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景观,使富有历史渊源的风光出现在京门一侧。
 
“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纪公认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每每谈到中轴线的那两大标志性建筑,侯仁之为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而激动不已。
 
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四合院,相伴北京城共同经历了几百年风霜雨雪却容颜依旧的古老民居建筑,保护到底有什么意义?
 
侯老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
 
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造诣的侯仁之,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博士生。
 
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已经100岁了,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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