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6-3 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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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中国:赛先生姗姗来迟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想象之中科学向中国传播的情形
 
国人接触科学,是从科学成果开始的,或者是“倒着”认识科学的。
 
我们先是买来一辆汽车,拆开来研究,学会了造汽车。然后发现,我们的质量不如人家,又去买来生产线。再后来又发现我们的效率不如人家,又去学习管理……
 
最后,我们终于明白其根本是科学精神。
 
在赶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报告会的路上,吴以义叫了辆出租车。当他报出目的地时,“科学”两字,让司机顿生敬畏。科学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让人敬畏的好东西呢?
 
吴以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5月底,他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一场《赛先生姗姗来迟》的报告,讲述了一段清朝同治、光绪时期东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故事。
 
科学是个好东西?
 
在近代科学革命以前,在欧洲,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理性的追寻,是紧密相连的。
 
在柯南·道尔1887年发表的《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表示自己从不知道“日心说”,面对他人的惊讶,他反问道:“它有什么用吗?”
 
用这个故事,吴以义划分了科学与技术的边界: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不直接指向实用;技术是对自然的利用,并不必然地导向科学。如今科学与技术,在“科技”的缩写中,被习惯性地捆在了一起,忽视了它们本来是两件事。
 
这两件关联紧密的事,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学界各有说辞。一说认为,科学与技术是父子,对谁生育了谁的问题,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还有一说,科学与技术是对孪生子,不存在先后。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认定科学与技术是血亲。
 
在吴以义看来,科学与技术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夫妻,在不同的家庭中诞生,各自独立成长,并最终联姻。
 
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
 
从古希腊到近代科学革命,有很长一段时间科学独立发展。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一个重要时期,“一群人集中起来,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实用,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用科学解释上帝创造的世界。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其最伟大的天文学著作,吴以义称之为“没有人读过的名著”。在当时的科学家看来,“理解世界,就是理解上帝”。
 
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科学与技术“联姻”,产生“物化”的效果,科学从一种精神泛化到人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被人们崇拜。
 
国人接触科学,是从科学成果开始的,或者说是“倒着”认识科学的。换言之,是先看见洋人的船坚炮利,后了解造船,再了解造船厂,再了解造船所应用的知识,再了解这些知识所以得到发展的科学。因此对最深层次的文化结构,比较隔膜。
 
吴以义用一个比喻,形象地概述了中国接受科学的过程:我们先是买来一辆汽车,拆开来研究,学会了造汽车。然后发现,我们的质量不如人家,又去买来生产线,再后来又发现我们的效率不如人家,又去学习管理。然而,我们创新能力还是不如人家,又去学做研发。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了汽车发明发展的根本是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
 
物化了的力量
 
1868年,清政府专管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志刚,在伦敦参观了动物园。他的观后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博则博矣,但无四灵”。在他看来,没有四灵,是因为没有圣人。
 
从志刚“博则博矣,但无四灵”,到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求下开始接受科学的。
 
吴以义展示了一张1853年发表在英国Punch杂志上的漫画:一群身穿马褂头顶花翎的清兵清将,正用盾牌阻挡代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这是科学最初到达中国时和传统文化冲突的情景。
 
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打国门的时候,科学在国人的眼中,又变成了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化力量。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使得国人很难有足够的闲暇去理解科学背后的精神与文化力量。这就造成了科学在中西文化中完全不同的遭遇。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属于归纳法,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反复推敲,《物种起源》推迟了很久才问世。另一方面,和基督教教义的明显冲突,又使得这一纯粹科学的研究成为社会文化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
 
达尔文青梅竹马的妻子爱玛,担心天堂会因为达尔文的非正统思想将其拒之门外。曾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当你投身科学的时候,你是不会错的,……对正确但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你是不是应该有更开放的态度。”
 
达尔文一直把这封信带在身边。后来他写道,自己曾经无数次亲吻过这封信,也曾经无数次为它哭泣。
 
西方科学家从理性与信仰的矛盾纠结中走过,理性最终超出信仰之上,科学精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确立。
 
中国人在接受达尔文思想时,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过程被略过。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正值甲午海战惨败,无论是严复,还是读者,在大国惨败给小国的奇耻大辱面前,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道出了心声,对进化论的接受,不属于科学范畴。“当时中国的文化格局,不适合消化进化论中的科学内涵。”
 
没有 “变形”就顺利进入中国的,大多是西方的技术成果,比如电报。1867年,晚清名士、传奇人物王涛参观了英国一家邮局,盛赞电报的便捷。不久后,曾被清政府任驻英、比、意公使的张德彝便尝试对刘禹锡的《陋室铭》进行摩尔斯编码。在物化力量的威胁下,对物化成果拿来就用,吴以义认为,是中国近代接受西学的特点。
 
百余年来,中国长时间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环境中,没有余力思考并发展科学的精神文化内涵。吴以义最后表示,“以中国的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程度,现在我们有条件培养和发展科学精神,也到了该培养和发展科学精神的时候了”。
 
《科学时报》 (2011-06-03 A3 科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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