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华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5-26 9: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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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定元院士:掌握自我命运的钥匙

 
《汤定元传》,宓正明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5.00元
 
“您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曾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和国家科学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的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您研究发现了金属铈的高压相变起源于原子半径的突然收缩;首创了国际上高压物理研究的重要仪器——金刚石高压容器;在我国开创了窄禁带半导体分支学科……同时,在这些科学研究过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您热爱祖国、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开拓创新的精神与优秀品格,为后学树立了榜样。”2000年5月,时任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路甬祥向80华诞的汤定元院士发去的贺信中这样写道。
 
而如今,在汤定元91岁的生日之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系列之《汤定元传》出版。这部传记为读者们展示了汤定元院士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20多年的“忘年交”
 
《汤定元传》一书的作者——原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成员宓正明是与汤定元相识20多年的“忘年交”。 宓正明说,他能与汤先生结识,是因为25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宓正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宣传处负责人,他看到九三学社内部出版了一本《凌云集》,收集了几十位九三学社成员的事迹,这些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医学家,但是其中就没有汤定元。宓正明说:“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是一位红外技术专家,我对此事很纳闷,于是就到他府上拜访。”
 
见到汤定元以后,宓正明才知道,汤先生是一位十分谦虚的人,他淡泊名利,再加上他从事的专业涉及国防科技,相对保密。以至一度曾经十分熟悉汤定元研究成果的外国学者都以为他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样就更加增加了我要采访他的兴趣,后来通过深入采访,我写成了第一篇人物通讯稿《红外技术的带头人》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少年科学》杂志上。”宓正明说,从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后的数年间,宓正明陆续为汤定元撰写了10余篇文章,并公开发表。2001年,汤定元本人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收录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资深院士回忆录》一书当中,当时,汤定元邀请宓正明帮他一起整理和润色。这些密切的合作为宓正明写传记打下了基础。
 
在汤定元得意门生褚君浩院士的鼓励下,宓正明开始为汤定元写传记。一方面,在20多年的交往中,宓正明积累了不少资料;一方面,此后他又经常往汤定元家里跑,了解了更多的详细细节;不仅如此,汤定元也给他看了很多自己的科学报告和文选。传记成稿后,汤定元认真审读了稿件。“他看得很仔细,但是他十分尊重事实,也十分尊重作者,他对我的认可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宓正明说。
 
对教育事业充满着爱
 
2002年,汤定元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一共20万港元,他把这些钱都捐赠给他的母校江苏金坛的华罗庚中学设立奖学金。
 
宓正明是事后从褚君浩院士处得知这件事情的,他对记者说:“其实,汤先生并不富裕,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他儿子一家买房要贷款,他自己住在一个4层楼的公寓房,没有电梯。当时这20万港元是很可以在房子上做些改善的,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钱全部捐了。如今他91岁了,还在步行上下楼。”这件事情让宓正明深受感动,通过为汤定元撰写传记,他也更深地了解了这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与情怀。
 
汤定元的青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度过的。书中通过描写汤定元的家乡江苏金坛小坵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变迁、村民习俗家族制度以及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为读者呈现出旧中国的一个缩影,而汤定元的求学之路更充满了坎坷。
 
1931年,汤定元在金坛县城书院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江南大水灾,家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他不得不休学,他将这种失学的切肤之痛铭记在心。在家自学了一年半后,家里的情况略有好转,就去报考金坛县初级中学(今华罗庚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受到韩大受校长的知遇之恩。后来无锡师范学院那些优秀教师的教诲,他也终身不忘。
 
汤定元一直铭记着那些老师,对他们很感恩,在《汤定元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少年时帮助过他的师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汤定元对他们的感激和怀念。宓正明说:“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小就对教育事业充满着爱,对教育者充满着崇敬的心情。获得奖金,他没有把钱留给自己的家人,他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想到中国青少年的培养,想到那些虽然一心求学向上,但是家境贫寒的学生。”
 
读完初中考上无锡师范后,他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小学教师,但日寇的飞机轰炸,击碎了他的求学梦。汤定元年轻时代的流亡生活,使他奔波在民间,体验了民众的喜怒哀乐,耳闻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凌辱。他一边流亡一边还在自学,后来终于在重庆考上了中央大学,他的求学生活同样展现了他的拼搏精神,他对科学报国的满腔热情,以及他对实验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毕业后,他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取得两项特别重要的成就,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踌躇满志地冲过障碍报效祖国。
 
谈到自己虽然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但建国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学位而回国,汤定元说:“我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一段中国历史,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种自然,到“文革”中,却被视为不正常。当时汤定元先生被批为叛徒的原因之一是,国外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回来?肯定是派回来的特务云云。汤定元无以解释,索性缄默不语。他培养的优秀学生,日后出国深造的时候,他总是牵肠挂肚,劝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而褚君浩院士正是牢记了汤定元的教诲,尽管外国研究机构热情挽留,他学成后也毅然回国了。
 
三封信与中国红外研究事业
 
在回国后的60年中,汤定元开拓了我国红外研究的新领域,开创和参与研制出各种性能优良的红外探测器,并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空间遥感和军事探测等先进装备中。在《汤定元传》中,作者宓正明披露了在我国红外研究领域中一段由汤定元的三封信引出的佳话。
 
宓正明说,红外技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起来的。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封信受到了解放军领导的重视,国家正式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
 
没过多久,到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30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下马风”盛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在信中他极有预见性地指出:红外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不要让它中断,但不能搞“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中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
 
1965年,我国空军在南海上空打下一架美国战斗机,当汤定元获悉美机上有红外雷达时,他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表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希望能承担红外雷达研制任务,信中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
 
汤定元对记者说:“从现在我们国内这方面的成就看来,可以说,军方、各大部门都认识到红外技术的重要性,红外技术已经是我国战略性的高科技之一,在陆海空、气象卫星、航天航空遥感都有广阔的应用,现在有关红外的研究所、工程、公司已经有了几十亿产业的行业。”
 
“作为我国红外事业的创始人,他把握方向,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把我国红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壮大辛勤奋斗了半个世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宓正明说,“我想展现他在科学工作的道路上历经艰辛而矢志不渝,在科学研究中历经磨砺而硕果累累的精神风貌。也许,从汤定元先生身上能体现出科技工作者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能够体现出敢于创新,为祖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拼搏精神,也能体现他治学严谨,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
 
为科普呐喊
 
青年时代的汤定元就开始对物理着迷了,但他对中文写作并不感兴趣,可能那时的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日后会涉足科技创作、科普创作和科普翻译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有一些群众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提出某些科学问题,要求专家予以解答。对北京天坛中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之上的天心石这三个建筑物的声学现象如何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汤定元。尽管当时刚刚回国的他对天坛还不太熟悉,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把科学成就与进步告诉老百姓是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对这个建筑物进行踏勘,对其声学现象进行了反复分析。后来,汤定元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天坛中几个建筑物的声学问题》完成,从科学上解释了400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同时《物理通报》也予以转载。没想到这篇文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大家的认可也给汤定元继续写作科普文章提供了信心。
 
此后,他还翻译过瓦维洛夫的《眼睛和太阳》等著名科普书籍和文章。至今为止,他撰写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已达10本,印刷字数超过300万。“不仅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的结果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青年人自己的贡献,新鲜血液和新的思想就会不断涌入科研工作。”这也正是汤定元始终如一地倡导科普、为科普呐喊的原因。
 
《汤定元传》中涉及许多红外方面的科学知识,在宓正明的笔下,他轻松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而这与作者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宓正明说:“首先,因为汤定元先生本身就是科普的行家,我在他的指点和熏陶下,也许会进步得快一些。我是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又长期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宣传处工作。九三学社是一个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家居多的党派,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与数以百计的科学家打交道,与他们交朋友,采访他们。我知道,与科学家打交道首先要熟悉他的专业,学习有关的科技资料,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外行人看来,你俨然是这个领域的‘内行’,那就得下功夫做案头工作,这样才能与采访对象有共同的语言,才会跟你亲近,才会把你当朋友。1993年我开始在上海市政协机关报《联合时报》担任新闻部主任,专职从事新闻工作。我既是机关宣传工作者、又当过新闻工作者、还是科普作者,集三种身份于一身,我想,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做好写传记这件事的。”
 
总结做科学研究几十年岁月的成功经验,汤定元说:“对一位科研工作者来说,想要做好科学研究,取得成绩,首先要对他所从事的科技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因为有浓厚的兴趣才进入这个领域。其次,对于研究工作要有很明确的目标,不能浅尝辄止,要不怕失败不怕困难,这些都是起码的精神。而研究方法方面,第一要对科技的内容仔细慎重地了解各个方面的关系,其次要了解掌握国际前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后,研究工作要抓成果。”
 
而在对他几十年学术生涯了解后,宓正明认为:“特别可贵的是,在汤定元先生的人生旅途中,他一次一次努力地改变自己客观的生存环境,打造掌握自我命运的钥匙,在度过多少个甘于寂寞的分分秒秒之间创造理想的亮点和乐趣。汤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他交叉灵活的科研思路和方法,无疑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科学时报》 (2011-05-26 B1 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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