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话题不断被人提及。在“统一性”招生出现许多弊端的情况下，人们期望以与“统一”招生不同的“自主”招生来代替传统的“统一”高考，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然而，让秉持扩大自主招生主张者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在理论上极具合理性的设想，在实践中却屡屡遭遇尴尬。一些高校对获得自主招生权并不高兴，反倒认为是增加了压力和负担；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举措，不是被批评为有违教育公平，就是被指责为有产生权力腐败的嫌疑，以至于有学者以“双刃剑”来形容自主招生的效果，其潜台词是自主招生的方式应该慎用。

 

难道自主招生方式不对吗？或者说高校不应该自行招生吗？这显然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纵观中外大学的历史和现实，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既是大学其所以为大学的重要权利，也是世界大学通例，亦即在世界大学的历史和现实中，大学几乎都是要自己为自己学校招生的，欧美国家的大学是这样，我国港台地区的大学是这样，我国早期被人们经常怀念的优秀大学也是这样。一所大学，如果连自己招收什么样的学生都不明确，或者说无法真正决定，那这样的大学该是什么样的大学？它会是有自己灵魂、有自己主心骨的大学吗？一个没有自己灵魂、自己主心骨的大学，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吗？大学的自主招生，不仅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合理路径，更是大学的性质和宗旨使然。那么，为什么一个世界大学中都通行的自主招生方式，在我国高校却不合时宜呢？

 

审视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现实，可见其备受质疑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我国高校目前的自主招生形式与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统一招生思路和标准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在应试化思想指导下的招生，其区别只是招生的组织者由省市的“招生办”换成了高校的“招生办”。他们的招生方针都缺乏体现教育规律和推动教育进步的内涵，这显然是有违人们期望的。按常规思路，招生制度的变化是应该为高考改革带来希望和活力的，是应该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实质性进步的，而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显然没有显现出这样的意义，从而使人们不满意。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说既有高校及招生机构的问题，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在高校及招生机构方面，我国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没有营造出一种新的招生气象，没有带动教育风气的更新。在中学，应试教育的方式依然故我，教师和学生都还在为高考分数而努力。在大学，自主招生没有给大学制度和风气带来任何变化，行政化、功利化的风气依然盛行，学生依然在为追逐求职资格而艰难奔波，教师依然在追求功利性目标中沉沦，校园中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清新的风气。整个教育在实质上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又由于我国高校目前的体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行政化体制，这种体制的运行逻辑，还是行政性的逻辑，其所出台的自主招生方案，还只能是“长官意志”或有关行政部门想当然的产物，与教育本质和宗旨还很隔膜，在道理和逻辑上还难以服人，未能赢得社会普遍性的认同和支持。

 

教育行政机构在给有些高校下达5%的自主招生指标的时候，并非基于扩大高校自主权、促进高校逐步形成现代大学制度的考虑，而是迫于社会对“统一性”高考批评的压力，为平息社会舆论才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高校的自主招生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保证的。而我国的大学虽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但就目前的高校现状而言，还真可以说条件并不成熟。在高校尚不具备自主招生条件的情况下，机械地推行自主招生方式，必然会左支右绌，问题多多。另外，我国目前的高校自主管理能力很低（主要指管理的品质），未积累起足以让社会信任的资本，因而他们采用的招生方式及招生过程，往往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信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高校自主招生方式备受社会质疑的原因。

 

我国高校在多年的“遵命办学”制度和文化浸润下，习惯于一切按上级的指令办事，缺乏基本的自主思想及自主活动能力，在驾驭自主招生的观念和能力方面，还显得幼稚或不成熟，无法将自主招生的精神意蕴体现出来。当然，如果深入高校的精神世界的话，则会发现与其说如今的高校没有搞好自主招生的能力，毋宁说这些习惯于“遵命办学”的高校，根本就没有自主招生的意愿。在自主招生推行之初，就有高校对此表示出明显的不耐烦之意。

 

在社会文化及历史方面，由于受“读书做官”及科举制意识的影响，社会上一直对高考存在着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的具体表现为，不是将教育以及高考看成是一项具有自然意味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活动，而是将教育及高考的结果当成目的，视其为学生及其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或活动，对其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和要求，以至于扭曲了教育及高考的性质，使高考由一种纯粹的教育性活动，变成了万众关注的社会性活动。用社会的标准代替了教育的标准，使高考进入了过度社会化的死胡同，在功利化的沼泽中愈陷愈深。

 

由于我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是让现代教育这个从国外移植来的舶来品承担了国家“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重任。另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读书做官论”思想，在没有经过理性评价和彻底清理的情况下被完全地保留了下来，并在现实的教育中起着核心价值观的作用。这种中西教育思想和制度并存且机械组合的现象，使我国教育在观念和形式上形成了一种“中体西用”的矛盾形态，亦即教育的形式是现代的、世界的，但其实质性的观念却是历史的、本土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论”思想影响下，一些人意识中的好教育显然不是那种适合学生个性发展和健全人格成长的自主性教育，而是知识高深、特别是能够换来好结果（好待遇、好声誉、好工作）的功利性教育。这种认识形成了学生、教师、学校、家长在高考中求高（水平高）、求热（热门专业）、求名（著名大学）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倾向，形成高考就是竞争、就是同龄人之间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思想传统，从而使高考永远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受此影响，所有描述高考的文字，都充满了紧张、甚至痛苦的意味。比如：“备战高考”、“高考倒计时”、“黑色的七月”等。然而，由于高、精、尖意义上的所谓好大学永远都是极少数，因而“好教育”资源稀缺变成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人们在追求好教育不得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对高等教育的招生方式产生不公平之感，并从不同的角度对高考方式进行批评。而在要办“让人民满意教育”的高调下，高考改革的无所适从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人们其所以对名牌大学招生非常关注（扩招后社会对大学招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名牌或重点大学上），是因为在我国社会性的人才招聘中，名牌大学学生能够比一般大学学生获得更多的机会，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收入高、待遇好的“体面”工作。这种效应使人们习惯于将名牌大学当成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更加艰苦的学习过程。人们期望子女上这样的学校，往往不在于子女是否要进行更加刻苦认真的学习，而在于能够获得这些大学的文凭，有一张在人才市场上的“硬通货”。 因为以往的社会就是按照这个符号进行选择的，以往的学生们也是根据这个符号找到好工作、得到好待遇的，这也就是我国大学的“经验”。只是这个“经验”使高考由教育的变成了社会的，由要符合教育规律变成了要让社会满意。社会要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则使高考性质的扭曲成为必然，以至于成为教育进步的障碍。

 

当然，这些社会文化及历史原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产生于现实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之中的。造成这种意识形成的直接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大学长期采用的“严进宽出”模式，使人们形成了上大学就等于拿文凭、上好大学就等于拿到了含金量高的文凭的观念和印象，进而形成了考生拼命地抢上好大学机会的意识和潮流，使高考这一本来只是为高校招生的考试，变成了一种学生与学生、家长与家长、（中学）学校与学校、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激烈竞争。试想我国的大学，像国外有些名牌大学那样，只有30%或者更低毕业率的话，人们还会这么抢着进名牌大学吗？这种现象也在无形中折射出我国大学普遍“宽出”、缺乏特色的弊端。二是由于我国大学的计划性管理，使大学的水平和声誉长期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好大学永远是好大学，差大学永远是差大学，从而使人们对大学的追求，也固定在少数的传统“名校”上，其中以北大、清华为甚。这种现象的社会效应是：国家投资更加向这些学校集中，形成“名校”的社会资源垄断，使多样化的教育生态难以形成，正常的教育竞争难以出现，教育实质性、整体性进步难以实现。三是在传统的“统一”招生制度中，大学中的学生，可以说并不是大学自己选拔出来的，而是“组织”上按照高考分数分配的。为了得到上所谓好大学的机会，学生、家长、教师、中学及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学生的高考分数中，集中了学生、家长、教师、中学、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多方面的利益），都会极端地追求高考分数，是他们共同营造和强化了普通教育中的应试化模式。当然，这种“分配”学生到大学中的现象，是与长期形成的高考文化密切联系、并得到其积极配合的。可以说是教育内外部力量的合力，才造成了自主招生被社会批评和诟病的现象。（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5-14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