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两位现任院长施一公、饶毅，以“自揭家丑”的方式，将国内科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捅到了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
施一公、饶毅以《中国的科研文化》为题，在《科学》杂志上狠批中国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称“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文中还力陈我国科研中存在的种种痼疾，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学时报》头版同时刊发。不久前《人民日报》再次以“经费体制该改了”为题全文转发了施、饶的文章。联系科学界近期爆出的种种丑闻，时下对学术体制以及学术道德的追问已经成为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
考评制度下的造假
对于国内学术论文造假屡屡曝光，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国内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来信，标题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但是，由此国内学术论文注水现象，可见一斑。
今年《自然》杂志曾对中国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一事报道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是造成科研人员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该文醒目的标题《发表论文，抑或自行灭亡》，道出了国内科研工作者在现有考评制度下，不得不突击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圭臬，与待遇奖励、基金申报等挂钩。而一篇SCI论文，不仅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仅投稿过程包括的初审、修回、二审等环节，往往就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但是，以SCI为准绳的考评却每年都要举行。如此重负之下，论文造假就成了捷径。
SCI这一国际公认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国内科学界的特定语境下，则变为了“中国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该是做“命题作文”
今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也位居世界第二。
这些巨额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评审的国家自然基金，也有诸如863、973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但是，巨额的科研投入是否带来科学水平的飞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论文发表之外，人们听到的更多是诸如“中国为什么培育不出大师”的钱学森之问，看到的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国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学研究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也在调控科学资源分配上起着导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决策首先应该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报模式是：政府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项目申报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据申报指南进行基金申报。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基金的申报，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而在此过程中，从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又都离不开“人治”的影子，最终导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为权力、人情的衍生物。
中国式的科研文化
至于施、饶文章题目所指的中国“科研文化”。相信，有着多年海外求学工作经历的二人，在北大、清华履新之后，对此应该感触颇深。
中国文化中有着“尊师重道”的光荣传统，也有着“天、地、君、亲、师”狭隘的门户渊源。2008年，饶毅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推行实验室PI制度(实验室研究组长负责制)，公开招聘各实验室负责人，而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意见相左。两人在对学科研究方向、实验室负责人选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背后，应该是看做两种科研文化的碰撞。
饶毅历来对研究生老师的“老板”称呼，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传统文化恶习的现代翻版。联系到今年教师节教育部提出了“不收礼”的倡议，看似啼笑皆非，却是国内科研文化中师生关系扭曲的明证。
此外，国内科研界还存在重学历、轻能力的陋习。名牌大学的学历好比光鲜亮丽的书籍封面，即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家也希望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往自己脸上贴金。而饶毅在谈及自己学历时，坦承曾是中国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可恰是这个中国二流学校(江西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两次拒绝哈佛大学的研究任教的邀请。“英雄不问出处”的道理看似浅显，但在当前的科学界很少能找到现实注解。倒是关于教授学历造假的新闻层出不穷。
唤起科学家的责任
科研基金分配制度不合理，科研文化建设不健康，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却鲜于听见来自科学界的声音。其中原因，也许如施、饶文中所言，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更多的人则持观望等待态度，选择了沉默。施、饶两位敢于道人所不道，是其勇敢之处。
在人们普遍将中国科研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现存制度之时，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后的文化陋习。言人所未言，又是施、饶两位的睿智所在。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有求真创新的责任，而面对制度缺陷、文化陋习时，科学家亦须有扬清激浊的良知和勇气。施、饶两位的“自揭家丑”，不仅是不甘于被体制同化的冒险义举，更是旨在唤醒整个科学界对自身的反思。至于候选院士袭击举报人一事，科学界除了斯文扫地的惭愧外，更应该做的是“知耻而后勇”，如施、饶二位一般，展开自我救赎的实际行动，这才是破除体制、文化沉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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