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巍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7-10 1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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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巍:科技评奖,重要的是奖励什么
 
近年,国家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不少钱,各种奖项开销也很不少,现在全国省部级的科技评奖每年就有六七千项,获奖人数也是数以万计。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样类型多、频率高,这么兴师动众,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科技评价活动。由于这些评价结果与单位部门的业绩面子,乃至个人职别晋升、生活待遇挂起了钩,就难怪大家乐此不疲了。但实际上,每年进入国家统计系统的几万项科研“成果”,有九成没有实现转化,那就意味着与国计民生相去甚远。
 
由于实行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奖励政策,中国大陆学者在境外发表的论文数量这十多年来也大幅增加,但绝大多数影响因子很小,即质量不那么高。根据权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报告》(《洛桑报告》),最近几年体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发展若干指标有升有降,其中有关科学教育状况、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指标仍然没有大的起色。我国科技能力与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差距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当然还有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
 
任何奖项都旨在激励,但究竟要奖励什么,其实未必一清二楚。看看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除了评奖,还包括立项、考核、晋升等等评价),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换算成某某系数,再打上精确到小数点以下的分,一篇核心刊物文章“值”多少,一篇SCI文章“值”多少。且不说拉关系,走后门,以及各种名目的腐败手法,这种评(价)奖(励)客观上鼓励大家千方百计“包装”成果,大搞形式主义,化整为零,变简为繁,数量多多,质量平平如也。问题是,靠这种用数字游戏堆砌起来的“粗放式”科研生产,就算做“大”了又怎么样?!而且,我们的许多科研评奖与评“五好”、“十佳”差不多,排排坐,分果果,科学活动以外的人际关系、利益协调关系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科技工作者,既然是“理性人”,似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科技体制,特别是有关评价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现行的行政管理化评价体系,加剧甚或放大了科技活动急功近利的倾向。
 
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什么?其实,所有的发现、发明都离不开好奇心,否则,你就不会产生热情,就不会有钻研精神,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力了。科学探索首先是兴奋而快乐的事情,追名逐利则是很次要的行为。
 
对于科技评价体系来说,改革背离科学精神的行政化奖励方式势在必行。好的制度激励人,不好的制度消磨人、折腾人,甚至腐蚀人。我国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诱致,它使得人们几乎无暇领略科学活动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过分看重科技奖项的功利价值,竟至于一再陷入“立项—申请”和“报奖—评奖”的文牍泥潭不能自拔。某些更善于与有关部门打交道的人,往往利用种种非学术手段,名利双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对研究的实际投入必然相形见绌,人们怎么会不浮躁浮夸起来,又怎么避免弄虚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呢?我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所有科学奖励(赏)究竟是要奖什么,或者说通过奖励制度要达到什么效果?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是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世界级科研成就及其创造者的奖励,间接地也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的肯定。要在科研活动中取得突破,不但需要从业者孜孜不倦地钻研和别出心裁的创新,还更需要一个鼓励钻研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国人看待诺贝尔奖,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由此产生出各种复杂的情绪和议论。有人说,国人太在乎诺贝尔奖了,以至它简直成了一个“梦”(美梦?梦魇?)。诺贝尔奖得主在中国经常被追问,你们是怎样奔这个奖的?其实,并没有哪位科学家是立志要得诺贝尔奖而终于得了奖的,虽然不排除特别有运气的成分,但获奖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色列首位获诺奖的化学家阿龙·西查诺瓦说得好,争取诺奖,对他的研究来说,最多只构成10%到20%的动力。可见他并不屑做梦,因为光做梦是没有用的。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科学不断追寻和探索的反复艰辛,体味“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快乐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科研奖励方式和评价体制再也不能帮倒忙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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