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摄影 王丹红）
施一公
1967年生，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时年36岁，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8年回国任教。
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在清华园，他被亲切地戏称为“大牛”。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1989年，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留学。
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又过了两年，2003年，他被聘为正教授，36岁，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次年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员。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BBS上，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通常是两个字：“大牛”。
研究领域：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你们应该关注一下。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其实，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
施一公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细胞凋亡”的研究。
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因而，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细胞凋亡，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在生物发育过程中，某些细胞必须死亡——紧缩，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被周围的细胞吞噬、清除。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
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无限制地增殖，这种“永生化”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博士后时，导师是研究癌症的，主要在研究“癌症抑制因子”。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比如：p53基因，“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 。
1998年初，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2000年左右，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对一种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让癌细胞“自杀”。施一公做了个手势：“负负得正”。
最终，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据介绍，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施一公很高兴，但忘不了补充几句：“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生产新药——总之能拿专利、赚钱的东西去研究，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因为很多科学发现，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有意无意才发现的。而这些发现，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
下午3点，阳光很好，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
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条待客的沙发，两个书柜。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可以随时很方便地“跟学生说话”。
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有个紧急淋浴喷头，“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
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他解释说：“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她很了不起，我敬佩她！”
书柜里，最显眼的是一对龙凤胎儿女的照片，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5月下旬，他要去美国搬家，把整个家搬回北京，太太和孩子也回国。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记者问：“那不是太可惜了？”他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而对另外一些带“最”字的“限制性很强的问题”，他会觉得：“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
问他：对你影响最大的书、电影是什么？沉吟良久，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长期地说，没有。”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这句话不只是抱怨，他是认真的。
他说：“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先介绍其领导职务，然后是比如院士、获奖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他觉得，这样不好，“这个人会被神化，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
他甚至说：“两人认识了之后，在平时的学术、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学术人之间，互称‘老师’足矣。”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从前我总是叫他‘蒲先生’，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治学的圣人，对名利毫不关注。传说：“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半夜被叫醒，然后觉得很意外。”
他批驳，“那不是真的。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而不是获奖。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如果得不了，心情郁闷，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
他说：“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他会反问：“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谈到自己“大牛施一公”的名声，他叹了口气，说：“看现在网上炒的、骂的，甚至支持的，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
他说：“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有追求，但也有私欲、有平常心的人，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做得还可以。”
这一年
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吃饭，在食堂解决；想运动的时候，去操场跑几圈。住处离学校近，走路15分钟，骑车 5分钟。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
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还行。”他给自己打了80分。
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他要去练习长跑——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隔天一次的练习。跑步，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短裤。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然后拉伸、扩胸、压腿……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卡着秒表，一圈圈计时。最后分析：何时该加速，哪一段还有潜力……据说，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一位从实验室被“忽悠”出来跑步的学生说。
那天，因为扭了腰，成绩一般。回实验室的路上，他向记者解释：“不是为了比赛，主要是锻炼身体。”
数月前，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他要“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施一公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对生活现状满意，对学术现状不满意。满意就坏了。
Q：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自信。不是虚张的自信，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我喜欢看历史片、读历史书。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
A：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过分看重应用，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当然会有影响，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但我认识的朋友……还没听说谁受冲击。另外，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
Q：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
A：没有理想，缺乏精神支柱。
Q:你如何理解“青年领袖”一词？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A：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引起大家共鸣的人。
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我会佩服，但不会崇拜。当然，如果一定要找的话，可能是父亲。
Q：责任和个人自由，更看重哪个？
A：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无私奉献”这个词，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没错，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Q：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A：这个要看情况。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那边刚好晚上8点。那时候，哄他们睡觉最重要。
Q：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日子过得还行，很充实。不安？当然有。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