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和其他机构合作，在今年举办了“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近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的主题名为“教育经费投入，差不差钱？”。这个论题不但与广大教育工作者息息相关，更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到2020年，财政性教育投入与GDP的比重应当达到4.5%～5%。

 

《21世纪经济报道》甚至指出：“《规划纲要》起草小组已初步确定，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年限从2010年推后至2012年，并且初步确定了2020年新的国家投入标准为5%。”

 

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的目标是1993年提出的，非常遗憾这些年一直没有实现。此时提出5% 的目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自己也会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人，按说应当积极支持才对。然而，5%还是4%的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值得认真讨论一下。

 

社会为完成教育活动而付出资源的经济价值被称为教育成本。教育成本的最终来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政府代表全体公民以财政经费为教育出资，就是财政性教育投入；第二是学生及其家庭以学费为教育活动出资，此来源可在理论上进一步细分为学生个人出资和家庭出资两个来源；第三是社会其他个体或团体为教育活动捐资，捐资有时直接面向学校；有时直接面向学生；有时设立基金，用基金年度盈余进行捐赠。

 

其中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财政经费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纳税人，因而财政性教育投入并非政府的投入。因为政府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从根本上讲政府全部开支的财源最终来自个人，税收的最终来源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即只有人民才承担税收。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所有教育成本事实上都是来自纳税人的。

 

由于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来源于税收，税收又来源于纳税人，因而在以上教育成本的三个来源中，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是间接投入；而教育成本无论来源于学费、还是来源于社会捐赠，经费都是直接由个人手中到达教育机构手中，是直接投入。由于税收需要成本，成本还非常高，因而与间接投入或者说与财政性教育投入相比，直接投入在经济上更加高效。

 

政府在进行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管理过程中，还要支出几项重要成本。一是教育经费管理机构的人员成本，如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政司和各省教育财政机构等。财政性教育投入由4%增加到5%，管理人员当然需要增加，固定编制不够就需增加临时人员，比如向下级单位借调。

 

二是教育经费的检查和评估成本，这项工作十分必要，是政府向纳税人负责而必须完成的工作，具体包括教育审计、教育评估和各种财政专项检查。这项成本有时很高，如一所大学在接受教育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在这所大学住了将近半年，成本如何大家可以估计。此外，大家常常抱怨大学的评估很多，如大学都经历过的本科教学评估、研究生教育评估、各类“基地”的评估等，直接成本已经很高，机会成本更加可观。

 

三是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在使用中面临的系统性成本，如教育财政投入方向错误、项目选择错误、管理官员寻租等，之所以称为系统性成本，主要因为这项成本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以上3项成本会导致财政性教育投入在管理阶段发生必然的损耗，也就是相当一部分财政性经费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

 

由于财政性教育投入在征税过程中税收成本的存在、在管理过程中管理成本的存在，因而有经济学家认为，1元钱如果由纳税人经由税收转变为财政经费，再经由政府管理分配后进入教育过程，其能够在教育中直接发挥作用的部分，不过8毛钱而已。当然，考虑政府工作效率、政府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的先进性问题，还有更加悲观的估计。与之相比，1元钱如果由学费或捐赠直接进入教育过程，由于避免了以上成本的损耗，其发挥教育作用的比例显然更高。

 

最后，财政性教育投入如果由4%增加到5%，政府的权力无疑增加了，学校的财政自主权可能减小。这对于中小学可能问题不大，但对于大学就是大问题。中外大学发展史反复表明，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主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大学的财政自主权无疑是大学学术自主的必要前提，没有财政自主，真正的学术自主难以实现。

 

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大学很像一个政府机构，教育评估中甚至出现大学校长亲自迎接一个秘书的卑躬状况，但政府控制学校财源，校长政绩直接向政府负责，大学要成为独立机构谈何容易。财政性教育投入如果由4%增加到5%，大学必然会更加努力地向政府争取财源，大学财政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因而将被进一步削弱。从这个角度讲，“不差钱”对于中国大学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综合以上分析，财政性教育投入并非越多越好。2020年财政性教育投入是否应当由4%提高到5%，仍然需要认真研究，5%的指标值得警惕！

 

与财政性教育投入增加1%的政策相比，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政策包括允许学费适度增加、加大对教育捐赠的免税政策以促进教育捐赠等。

 

在后一政策背景下，大学教育成本不足，自然可以积极地向社会募捐、适度增加学费，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生均成本。这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更加困难，但在经济上更高效，也有助于大学财政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的建立和完善。

 

《科学时报》 (2009-5-19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