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已经有许多建议见诸报端，论者们的许多真挚见解都发人深省，很有意义。然而，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发现所论多为实践、技术层面的问题，少有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这固然对改进教育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难以解决教育深层次的体制性、基础性问题，从根本上提高教育的层次。

 

笔者以为，我国教育的问题虽然出现在实践领域，但根子却在思想和观念领域。由于我国在很早时期所确定的教育宗旨，是在对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没有进行系统、深入批判和转换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宗旨缺乏真切的认识，只是以当时时期性的目标作为教育发展的方向，确定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或者将教育视为实现社会某些方面目的的“工具论”思想，或者将教育视为帮助受教育者实现“升官发财”、“改变命运”的功利性思想，这些思想与教育本然的文明社会、发展人健全人格和智慧的目的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些目的在教育中的“反客为主”，使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出现偏差，本质和宗旨发生异化，反过来阻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难以体现，其指导的教育实践也在根本上难以好转。所以，我国教育的根本性进步，有赖于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根本转变。

 

教育转变思想观念的基本思路，是应该将其长期秉持的“社会工具论”思想，转变为“教育本体论”思想，进而将“行政主导”的制度和文化，转变为“教育自主”的制度和文化，亦如温家宝同志所言，“让懂教育的人办教育”，让教育真正成为一种完全立足自己宗旨和逻辑的专门性事业，从自己的本质和规律中，自然地成长起表现教育自己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思想和方式，从而自然地产生服务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教育要达到这样的形态，需要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层次，融入新的观念和思想。这种新的思想和观念，就是当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

 

教育作为促进人品格和智慧综合发展的事业，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普世性。作为历史的教育，其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更新。而作为普世性的教育，其思想、制度、文化、精神、方式都可以世代相传，并且可以跨地域、跨国别地进行交流和传播。教育这种国家与国家、历史与现实之间可以交流、借鉴、移植、继承的特性，已经为我国教育的实践充分地证明。教育在具有其时代特殊性、阶级性之外，还具有贯穿古今的连续性。除这种连续性外，教育还具有不以国别、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差异为转移的共同性。这种连续性和共同性所依据的价值观念，就是以促进人类精神解放和人格尊严保护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思想，也就是我们上述的普世价值观。

 

教育作为一项以培育人才和发展文化为宗旨的事业，既有专业性，又有社会性。在其专业性方面，教育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主旨，有自己独特的活动逻辑和行为原则，这是社会中的其他要素无法简单代替的。在其社会性方面，教育需要与社会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促进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教育的专业性方向和活动方式，是应该源于教育的自觉和责任意识的。虽然教育与社会中的其他要素一样，具有奠定自己不可替代的专业性的理论自洽性，亦即教育的本质和宗旨是在教育对于自身传统的忠实继承和自身使命的自觉体认中产生的，但是教育对自身使命的自觉体认是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经济、科学等思想为基础的。若没有这些文化和思想作为基础，教育就不会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内涵，也不会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事业。

 

之所以强调要在《纲要》中融入普世价值观的精神意蕴，是因为我国教育在长期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中，膨胀了“工具论”的价值观念，使普世价值观处于被批判、冷落的地位。普世价值观的缺失，使教育缺乏长远的、基础性的文明价值观念的关照，成为一种只有工具性和技术性，但缺乏鲜活灵魂的教条性活动，在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产生了许多与教育文明、高雅、纯洁本性相悖的问题，成为被社会严厉批评和指责的行业，社会声誉和行业尊严严重受损。教育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可以说都是由处于基础位置的工具性、功利性教育观念引起的。

 

普世价值观在教育中的实践和体现，可以使我国教育从根本上摆脱精神和思想困境，达到“治本”的目标。在《纲要》中融入普世价值观的精神意蕴，对我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意义巨大。通过教育观念转变促进我国教育由“行政主导”转变为“教育（自）主导”，让作为教育人格化的教育家办教育，对我国教育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3-6 A4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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