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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4-9 2:43:6
李长安:户籍改革须破三大认识误区
 
今年是新中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50周年,备受瞩目的《户籍法》已正式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最近几天,关于户籍的报道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可以说,中国当前的许多体制性弊端,就来自业已僵化的户籍制度无法适应变化中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日益紧迫的根本原因。
 
对这么一个涉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过去的诸多改革基本上治标不治本。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点,就是对地方利益的思虑太多。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放开户口会导致城市过度膨胀;二是外地人会抢了本地人的饭碗,提高本地的失业率;三是本地的公共财政无法负担过多的外来人口。
 
关于第一个问题,放开户口的自由迁徙制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其根源并不在于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而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差异过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则充分表明,并不是所有人都迷恋大城市。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基本消除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甚至还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潮流。在我国一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人们除了可以看到人口在各个城市之间正常流动的趋势,也可以看到城镇人口向郊区农村、大城市人口向小城镇流动的趋势。建立城市人口自由迁移登记制度,主要功能在于能够使人们确立起自由流动的预期,城市就未必会被汹涌的迁入者淹没,而完全有可能保持进出平衡。
 
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当然,各地政府为本地职工的就业问题着想也无可厚非。事实上,日益沉重的城市就业压力也确实加重了户籍改革的难度。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大约在4%左右,但面对每年近千万的新增劳动力、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数量依然庞大的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外来人口持续涌入,岂不是给就业问题“火上浇油”?然而,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表明,外来人口不但没有抢本地职工的饭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本地就业的功效。进一步来讲,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脏、险、累”的行业,蓝领职业是其就业的主流,这与城市职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职业分割”,“与城里人争饭碗”的说法实际上高估了外来人口的就业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掣肘。面对可能涌入的外来人口,如果城市的福利保障体系和公共设施完全开放,必将在短期内对城市本身的相关支出产生巨大压力。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城市依然对外来人口实行户籍分隔政策的根源。本来,“公平性”和“全局性”是公共财政的内在特征,但是,在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下,公共财政特别是地方公共财政出现了城乡分布不均、本地利益高于外地利益的不正常情况。因此,回归公共财政的“公平性”和“全局性”的本质,对解决户籍制度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
 
总的来讲,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尽快突破地方利益的束缚,走出三大认识上的误区。这不但要求各地要抛弃对外来人口歧视的各种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在缩小城乡及地区收入差距、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上下功夫,尽量减少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从而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财政制度,突破区域和城乡的界限,使地方在照顾“本地人”的同时,也有惠及“外地人”的财力和能力。只有把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能够做到利益兼顾,使该项改革变成地方政府的内在动力,才能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双重目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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