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保护性耕作方面的研究，时隔50多年，该领域仍然是我国农业方面的研究热点。目前，关于保护性耕作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的研究越来越细化。

        20世纪初，美国和俄罗斯经历了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的惨痛教训，他们认为，造成这些恶劣天气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土壤耕作。此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受到各国广泛重视。

 

中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和半干旱地区。长期以来，当地群众滥垦乱伐、广种薄收，形成了“愈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在全国449个省级以上贫困县中，75.8%是水土流失严重县。加之近年春季沙尘暴天气频发，我国在保护性耕作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情况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近日，就实施保护性耕作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上官周平研究员。

 

需要广大农民的主动参与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保护性耕作方面的研究，时隔50多年，至今仍是我国农业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关于保护性耕作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研究从一般性的土壤理化特性分析，发展到微观的微生物区系、酶活性和土壤生物多样性等，研究手段也愈来愈丰富和成熟。

 

上官周平认为，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保护性耕作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正如他们预想的，能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缓解地球温室效应、减少土壤碳流失、变土壤碳源为碳汇、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等，我国近10年也进行了大力推广，但成效不大，目前仍基本停留在研究与示范阶段。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研究阶段，要改善环境，要达到普遍推广的目的，就需要广大农民的主动参与。”他说，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土壤孔隙度、土壤pH、土壤容重、土壤微生物量、土壤是作为碳源还是碳汇、温室效益等等是非常晦涩的东西，他们熟悉的是粮食产量的高低，多会用产量来衡量这种技术措施的好坏，然后决定要不要这么做。

 

我国农业一直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讲，单纯谈生态效益是行不通的，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所限且人口众多，无法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那样提供足够的政府补贴，因此，我国在对保护性耕作的研究与推广中，首先要考虑经济效益。

 

“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护性耕作体制下增加产量和农民收入的问题。产量提高了，推广起来才会容易，这是最可靠的。”他说。

 

不能盲目推广国外研究成果

 

上官周平指出，大量的农业实验与生产实践证明，在保持较多的水分和良好的管理水平条件下，一般需要3～5年以上的时间，土壤肥力才能逐渐改善，进而提高作物产量。也就是说，在保护性耕作实施初期，产量不会提高，许多地方还会减产。

 

在北美、欧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湿润和半湿润的热带地区，保护性耕作制度之所以能被广泛采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人口少、粮食压力小，而且有足够的降水。而我国农田生态系统横跨不同的地理带和气候类型区，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与时间异质性。

 

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广泛赞扬保护性耕作制度的优点时，我们不应该盲目学习，也不应该单纯参照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要仔细依托和思量我们的国情和落后的综合国力。”

 

对于保护性耕作中的农机问题，上官周平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农村主要是家庭作坊，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机械，也不需要机械辅助劳作。而大多数山区、低山丘陵区和边远地区的农民家庭没有能力购买农机，所以，给购买农机家庭给予补贴远达不到推广保护性耕作的目的，就算农民以很低的价钱购买农机，昂贵的机械用油也是他们望而却步的负担。

 

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农业土壤碳汇潜力及其技术条件已成为国际环境谈判筹码的今天，在如何协调环境与人口、生态与经济、资源与发展的问题上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值得我们深思。

 

上官周平认为，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与经济水平低下的黄土高原地区，推行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需进一步明确“生态优先”的发展策略。

 

上官周平表示，随着国家与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实施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基本条件。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所提供的机遇，通过实行国家与地方财政补贴，在黄土高原地区大面积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一条非常有效的技术途径。